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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顶天立地谈信仰:原来党课可以这么上

第六章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

“两学一做”以来,党规火了,近9000万的党员学习,几亿人围观;《人民的名义》也火了,几亿人收看,全社会围观。当党规和《人民的名义》碰撞,能产生什么样的火花?

我们一起来围观。

第一节 从《人民的名义》谈起

最近《人民的名义》刷爆了各年龄层的朋友圈,一部没有小鲜肉的反腐剧竟然长时间花式上榜热搜,引发了全民追剧ing。

于是,各种调侃、各种段子满天飞,“达康书记别低头,GDP会掉;别流泪,祁同伟会笑”“达康书记的笑容和GDP由我们来守护”“达康书记的双眼皮和保温杯”都有人宣誓守卫、各种CP(组合),观剧的姿态花样繁多,连达康书记都摇身一变成了新晋网红。

不看这部剧,似乎都没法和人聊天了。如果你不知道“震撼的人民币墙”“高能的花式点钞”“搞事情的工人”“达康书记的GDP”,那你真的可能out了。

饕餮大餐,视觉盛宴,总有属于你的菜。

有人看腐败万象,小官大贪、贪官外逃、官商勾结、边腐边升、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热衷各种揭秘,两面人生的“亿元处长”赵德汉VS“亿元司长”魏鹏远,闻风而逃的丁义珍VS温州副市长杨秀珠,高小琴姐妹花VS山西胡昕姐妹……满足了吃瓜群众的猎奇心理。

有人看政治生态,比如霸道总裁一把手,说一不二;比如唯GDP的政绩观,众说纷纭;比如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人身依附,达康书记的秘书帮PK育良书记的政法帮;比如官商勾肩搭背、沆瀣一气;比如言必谈人民却以人民的名义大肆违法乱纪……

有人看剧情演技,剧情跌宕起伏、悬念丛生,亦正亦邪,正反面人物的翻转,老戏骨们教科书般的演技、接地气的台词、达康书记的表情包,让人直呼过瘾、欲罢不能。

总之,看点很多。

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部反腐大剧竟然迎来了年轻人的花式关注和路转粉,有数据显示,观剧大户的年轻人群体追剧的忠实度达到60%以上。

谁说青年不关心社会和政治?

艺术作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这部剧之所以口碑上佳,关注度高,就是因为接近生活,反映社会现实,直击国家治理的痛点,有诚意,有态度。

一、从麻辣台词中看问题

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这部剧中有些台词看似辛辣尖锐,恰恰是最好的教育素材,所以不妨从一个侧面来看看我们的党究竟面临什么问题。

“作为共产党人就不能背叛自己的理想信念……共产党人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人民币服务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一切向钱看,类似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市场吗?

再比如,“我们从哪些来到哪里去,我就是从娘胎里来再到坟墓中去!”本来,“从群众中来到这群众中去”这句话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可惜在高级干部嘴里竟然变成了“从娘胎里来再到坟墓中去”。这两句台词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我们有些党员精神缺钙,信仰缺失,利欲熏心,完全把人民抛到了脑后!

“以前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坏事,现在人民群众不相信政府做好事了。”“经济纠纷也好,股权争执也罢,是要在法律的范畴内解决问题,但是工人们不信哪,他们不相信他们的问题可以公正地解决呀。这是问题的可怕之处啊!”这两句话说了一个政治现象“塔西佗陷阱”。作为近几年来在公共舆论中非常流行的一个词汇,得名于古罗马时代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就是说当一个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样的场景,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比如房价调控,老百姓的决策往往反着来,眼瞅着房价越调控越高,群众的眼睛雪亮雪亮的。这些现象消解的是政府的公信力,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塔西佗陷阱”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我们有些干部,其素质已经远低于一般的国民素质了。”这是让人脸红流汗的一句批评。干部的素质连国民素质都不如,还怎么能指望他们为人民服务?他们有什么资格、能力和愿望为人民服务?不给人民添乱已经烧高香了。干部直接决定了一个地方、一个单位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说“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从抓好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做起。

“不反腐,让他们继续腐败下去,那不是官不聊生,那就是民不聊生了,老百姓那就得造反了。”在中国历史上官不聊生不鲜见,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的例子倒是比比皆是,政亡人息的例子也不胜枚举,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月刚上台不久就告诫全党“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看看苏共,在有二十万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在有二百万党员时能够打败法西斯侵略者,却在有近二千万党员时丢失了政权。所以说,反腐败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绝不是危言耸听!

“现在不知怎么了,清正廉明,倒成了异类了。”之所以清正廉明成为异类,是因为家庭和社会文化出了问题。剧中的孩子小皮球在学校捣蛋,学校让家长去领人,一了解,原来孩子下课想去踢球,可是没钱贿赂足球队长了,每次课间出去踢球指标有限,给了钱才能去,孩子也有生财之道,把作业给别人抄,还明码标价。这还得了,祖国的花朵都“行贿受贿”,还一副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样子,岂不痛心,岂不可怕?孩子是大人的镜子,是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直接样本,所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家风,一针见血地指出“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

经典的台词很多,为什么经典?因为说的是实话、人话、发人深省的话,是让老百姓感同身受的话,是能引起大家共鸣的话。

这些台词揭露的问题,用党的十八报告中的政治话语来说,就是我们党面临“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

病根儿找到了,怎么治呢?

二、从剧情细节看规矩

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班子上台就先立规矩,出了个“八项规定”,紧接着轰轰烈烈地打老虎、拍苍蝇,同时不断地织密制度的笼子。有具体举措,还要有思想净化,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两学一做”陆续开展,要解决的都是思想问题,精神上要补钙。

一句话:反腐治标与治本同步,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并进。

近期,人民日报公众号也蹭了一下热点,推出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听听达康书记怎么说》。接下来,我们就以“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抛砖引玉从细节说党规。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初第十八届中纪委五次全会专门强调了重大问题报告的事儿,他说,有些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不报告,“有的家庭发生重大变故不向组织报告,离婚、结婚多少年了,组织都不知道。有的弄了很多证件,护照好几本,还有假身份证。这些事情不要报告吗?懂规矩就应该报告,隐瞒不报的,一是不懂规矩,二是这里面怕有不可告人的隐情”。2017年初,中央专门修订了《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规定》《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查核结果处理办法》。

下面我们这些吃瓜群众就来扒一扒丁义珍为什么能轻松脱逃,达康书记为什么急于离婚,欧阳菁为什么能说走就走,高育良书记离婚不离家多年为什么不为人知,祁同伟为什么能持有山水集团的大额股票,侯亮平为什么能被陷害。

哇,不扒不知道,原来剧中这么多关键人员都在“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上出现了问题。

先看看丁义珍,除了有人通风报信,他手持有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证件,大摇大摆、堂而皇之地在办案人员眼皮底下拍屁股走人,走了几个小时后才找到他的踪迹。他的假身份证、出国证件从何而来?难道是路边小广告制作的?

再看看李达康,和欧阳菁分居8年,早不离婚、晚不离婚,为什么在听说欧阳菁要去美国的时候急着离婚?因为欧阳菁一任性,不离婚就去了美国,达康书记就变成了“裸官”,2014年中组部《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明确规定,裸官不能担任重要岗位职务。欧阳菁一走,达康书记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这种“补救”行为难道没有问题吗?

欧阳菁想走就能走吗?她和达康书记离婚协议一签,就赶赴机场,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被拦下来了没走成。那么问题来了,她的因私出国证件应该由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管理,不能拿在自己手上,她出国的话,也应该向组织报告目的地和时间,走了正常的审批手续才行。

高育良书记呢?问题多多。他和吴老师看似伉俪情深,原来都是一场戏。为了腐蚀高育良,赵公子投其所好给他量身打造了一个高小凤,英雄难过美人关,既然犯了错误,纠错可是法学教授在行的,和原配吴老师离婚,和高小凤结婚,“通奸”于是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为了掩人耳目,离婚不离家。这样真的没问题了吗?“通奸”只是道德层面的,而离婚,首先没有报告组织,属于重大个人事项未报,定性则为瞒报,瞒报最轻的处理也是诫勉,半年内不得提拔或进一步使用;和高小凤结婚并生子,老婆孩子常年在境外,属于“裸官”,符合这一条,政治生命可以收尾了;高小凤和高小琴还给她们的两个孩子搞了个上亿的基金,作为高育良的合法妻子,高小凤作为一家庭主妇,钱是哪里来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这可都是违法乱纪的事呀。育良书记作为法学教授究竟是不懂党规还是为情试法?

祁同伟在剧中虽不是终极大BOSS,但他的问题也很多,单看他持有山水集团八九十万股股票,从个人事项报告来看,这个是不用报的,因为不允许,领导干部不允许经商办企业。个人事项报告除了个人要报告,威慑力在于抽查核实,审判、监察、外交、公安、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人民银行、税务、工商、金融监管等部门一查,只要是本人持有的,什么都给你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在动议提拔之前,查核一下,别说提拔了,恐怕直接处理了。

侯亮平可是个正面人物,他和个人事项报告能扯上什么关系?剧里他被发小蔡成功举报,参与投资入股蔡成功的公司,当然,这都是候亮平本人不知情的。问题来了,这个坑完全是可以避开的。候亮平在北京是处级干部,到了汉东属于提拔,按照任前审核的要求,必须查核个人有关事项报告情况,查核结果不影响提拔任职才能提拔。如果在前面提拔的时候核查了,早发现、早向组织说明情况,就没后面被蔡成功举报持股的事儿了。

个人有关事项报告,看似很小的一个事儿,背后却藏着这么多不可告人的隐情,而这些隐情往往都是线索比较具体的违规违纪事项,所以,这也是当前中央着重强调的一项从严管理干部的制度。

剧中还有很多和党规有关的,接下来给你出两道问答题。

比如,大风厂的群体性事件,李达康书记要不要第一时间给沙瑞金书记报告?比如,高育良书记就逮捕丁义珍给沙瑞金书记报告是拖延时间还是履行请示报告程序?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专门对请示报告提出了“全面、专题、及时”的要求,重大突发事件属于及时报告的事项,所以,达康书记应该第一时间跟沙书记汇报,而不是陈岩石直接去找“小金子”;高育良书记就逮捕丁义珍也遵守了请示报告制度。

还比如,大风厂事件的善后处理,4500万的资金怎么来?这么大额资金使用,达康书记沙场点兵,公安维稳资金1500万、财政1000万,好,就这样定了,这可不单单是作风霸道的问题了,还违反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凡属重大问题“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重大问题一般俗称“三重一大”即“重大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度资金运作”。如果书记主持的话,集体讨论,应该是汉东市市委常委会,而不是一个专项协调会就能定下来的。

上述种种,只是从细节、从反面看党规。作为一部现实版的《清明上河图》,正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第二节 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

中国老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习近平总书记把规矩提得很高,说“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马克思主义政党”。

说到政党,大家都不陌生。比如美国的驴象之争,“驴子”是民主党的党徽,“大象”是共和党的党徽,所以,常用“驴象之争”“驴象赛跑”代指美国政治竞选,两党轮流坐庄执政从18世纪50年代以来,从最初的君子之争到今天轰轰烈烈的激烈角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竞技”。大家对政党的关注很多是源于竞选,比如希拉里与特朗普之争,自媒体时代,想不关注都难。

话说近代政党最早可不是起源于美国,而是源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直到20世纪之初,中国政党肇始之际,可供借鉴的政党政治模式也只有三种: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两党模式,二是以法国为代表的多党模式,三是10余年后的一声炮响,苏联为我们提供了的政党范式,以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共产党。

不管哪种建党模式,一个政党之所以成为政党需要满足四个条件。

首先要有人,并有基本的组织章程和组织纪律把松松散散的人凝聚成一个整体,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政党成立之初就要有章程,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际,就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纲领》,“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瞧,我们党的名字就来自纲领。

其次要有旗帜,有什么样的政治纲领、有什么样的根本利益和诉求都要亮出来,旗帜鲜明地弘扬什么、倡导什么、反对什么,都要让党员知道。有了旗帜纲领,人就不是团团伙伙、乌合之众,而是志同道合者。正如梁启超所说,政党者有一贯之意见,一党自应有一党之精神(1)。这也是我们党为什么要强调信仰、强调补精神之钙,这涉及党的执政根基。

再次要有核心,有一批有威信的政治领袖或先进分子形成领导核心。列宁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主持的(2)。邓小平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我们中国共产党从第一代领导人起,就是有领导核心的,时至今日,我们强化领导核心,倡导看齐意识,是作为政党的普遍选择。

最后要有目的,政党的根本目的事关政权,夺取政权、巩固政权,不然和社会组织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我们翻开任何一个政党的纲领或者是章程看看,上面的四个要素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就是一个政党的总规矩,包括指导思想、纲领、路线、方针政策、目标、党员、党的组织、党的领导、纪律等都涵盖其中。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现代政党都是有政治纪律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不能成其为政党。就是西方国家,主要政党在政治方面也是有严格约束的,政党的重要成员必须拥护本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主张,包括本党的意识形态。对那些在政治上行动上与本党离心离德的党员,西方国家政党也是要执行纪律的,甚至给予开除处分。一个政党,不严明政治纪律,就会分崩离析。

我们挑几个政党看看。

先来看看美国。即使是组织方式松散的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它们对党内纪律也有明确要求。它们对党内政治纪律的维护,主要体现在议会中督促党员贯彻本党的主张,为了选举胜利,十分注重对党内纪律的维护。

再看看英国。英国的工党要求议员在发言和表决时,注意维护本党利益;对不听党的指令的议员采取各种惩戒措施,直至将其开除出党。

再来看看法国。法国的社会党也有严格的规定,比如,党员必须交纳党费,并以交纳党费作为党内初选时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考核条件,还规定党员当选国会议员后仍然要向其党籍所在的区、县、市党部尽义务。若是党员议员不能履行党员的义务,则由中央监察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处理(3)。

再来看我们中国共产党,更是靠严密组织纪律起家的政党,组织严密、纪律严明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也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而当前,“主要的挑战就是党的领导弱化和组织涣散、纪律松弛”,怎么破?

习近平总书记说,“这么一个大的政党,靠什么来管好自己的队伍?靠什么来战胜风险挑战?除了正确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外,必须靠严明规范和纪律。我们提出那么多要求,要多管齐下、标本兼治来落实,光靠觉悟不够,必须有刚性约束、强制推动,这就是纪律”。

所以,必须要把规矩和纪律挺在前面!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的规矩是怎么炼成的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党的党内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这些行为规范和规则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包括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是这样?都是经过实践检验了的,都有其历史脉络。

比如,“八项规定”大家都熟知,这是新一届领导班子集体一上台就提出的,殊不知在1949年“进京赶考”之际,毛泽东同志就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八项规定”提出的时机、精神实质与“六条规定”都是一致的。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在西柏坡纪念馆参观时,还一一对照六条规定说:“不做寿,这条做到了;不送礼,这个还有问题,所以反‘四风’要解决这个问题;少敬酒,现在公款吃喝得到遏制,关键是要坚持下去;少拍掌,我们也提倡;不以人名命名地名,这一条坚持下来了;第六条,我们党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所以,我们的党内规矩是一脉相承的,要了解党内规矩还是要从党的发展历程中找答案。

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六届六中全会

说起1938年,有什么大事件?1935年遵义会议,1936年西安事变,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为什么恰恰是1938年9月的六届六中全会被毛泽东称为“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呢?

这要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关系说起。

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咱们的顶头上级,我们党就是在它的一手指导下成立的,党内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人事问题也都直接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制约。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当选常委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党内排序是“洛毛”,军内排序是“周毛王”,毛泽东并没有处于第一位,但却成为实际上的决策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处于初步形成中。

这时候还有一些不得不提的“党内大佬”,比如张国焘,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和陈独秀、李达比肩的人物。这人从1935年起就公然对抗中央,还搞出“第二中央”,要开除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党籍,1938年4月投靠了国民党,彻底与党决裂,上演了“中共创始人反对中共”的闹剧。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采访毛泽东时曾问道:“您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毛泽东回答:“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历史走到了1937年11月,共产国际决定让“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生力量就是王明,作为钦差大臣,他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回来了,“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

而毛泽东坚持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独立性”,并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强调“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政治路线之争,听谁的?在陈云、任弼时、王稼祥的努力下,1938年9月,共产国际改变了认识,认为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选择了支持毛泽东,至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才真正得以确立。

六届六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从1938年9月开到11月,张国焘的问题、王明闹独立性造成的不良影响,高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恶劣的。在这个会上,制定并通过了一系列的党内政治纪律,这也是一次立规矩的重要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我们来看看,立了哪些规矩?

一是四个服从。毛泽东在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4)。从此,这“四个服从”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会最后通过的政治决议案还强调,每个共产党员应该爱护党和党的团结统一有如生命,使党及其各级领导机关达到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得好像一个人一样的程度(5)。

二是党规党法。第一次提出了党内法规的概念,开始注重法规条文,出台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一系列重要文件,重申组织纪律,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这些规矩是我们党的基本规矩,时至今日,也还一再重申,比如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比如党委会的工作规则等等。

二、立规矩的西柏坡

1948年5月,毛泽东东渡黄河来到西柏坡。从此,中国革命在太行山东麓这个小山村作了短暂的驻足。周恩来说,“毛主席是在这个世界上最小司令部里,指挥了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这里,不仅打出了一个新中国,还建立党的规矩,在党建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笔。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指出:“这里是立规矩的地方。党的规矩、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有力推动了党的作风和纪律建设。”

我们来看看西柏坡立了哪些规矩?

一是请示报告制度。前面,我们在谈到《人民的名义》的时候也提到了这项制度,大家已经有所了解,201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全会报告上,大篇幅地论述了组织纪律性,其中强调的一项重要组织制度就是请示报告制度。他说,“有的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在处理一些应该由中央和上级组织统一决定的重要问题时,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搞先斩后奏、边斩边奏,甚至斩而不奏;有的变着法儿把一件完整的需要报告的大事情分解成一件一件可以不汇报的小事项,让组织程序空转”。2015年1月,他再次强调,“决不允许擅作主张、我行我素,重大问题该请示的请示,该汇报的汇报,不允许超越权限办事,不能先斩后奏”。

请示报告看似是个小事,为什么总书记一而再地强调?因为这是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重要体现,不请示不报告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影响的是党中央的权威。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决战的前夜,党和军队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这项制度的初衷。试想如果各自为政、自行其是,在战争期间是什么样的后果?全党的执行力战斗力又何在?

于是,1948年9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分清了哪些事项由中央决定,哪些事项由地方事前请示中央并经中央批准后实施,哪些事项事后报中央备审。凡决定权完全属于中央的事项,中央已有决定的,各地必须严格遵守并正确执行。

二是健全党委制。1948年9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关于健全党委制》,开篇就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当然不是一切)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委员间意见分歧的事亦无由解决,并且听任这些分歧长期地不加解决。党委委员间所保持的只是形式上的一致,而不是实质上的一致。此种情形必须加以改变。”(6)强调应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实现民主与集中的有效统一。

毛泽东同志1949年3月还系统讲了党委会的十二条工作方法:

(1)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2)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

(3)“互通情报”;

(4)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

(5)学会“弹钢琴”;

(6)要“抓紧”;

(7)胸中有“数”;

(8)“安民告示”。开会要事先通知,像出安民告示一样;

(9)“精兵简政”;

(10)注意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

(11)力戒骄傲;

(12)划清两种界限。

斗转星移,60多年过去了,2015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应运而生,在此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毛泽东同志《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重温这篇著作。由此可见,有关党委会的思想价值历久弥新。

三是两个务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这“四种情绪”可能表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彼时,在进京赶考之际,因为“四种情绪”,提出了“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此刻,在不忘初心、继续赶考之时,因为“四种危险”,我们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

除了上面的这些规矩,还有前面讲的“六项规定”,以及一系列中央部门工作制度,确保机关高效运转。从目前能查到的公开资料看,制度有20余项,规范了部门之间、部门与上下级之间的运行机制。

三、不忘初心再出发

回望历史,我们发现,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面对问题,破题之举无不是异曲同工。

1938年也好,1949年也罢,抑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这些时段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党和国家处在历史转折期、事业发展处于新的起点、前进路上遇到大的困难!需要坚强的领导核心维护党的团结统一。

我们的党每每到了关键期,党的团结统一遇到问题,我们就会从党内法规下手去破题。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

2012年中央专门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明确了党章、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7种党内法规名称,效力层级依次递减。

党章,是根本规定,管根本。在第五章已经进行了介绍。

准则,是基本规定,管基本。规定全党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体党员行为,效力层级仅次于党章,比如《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

条例,是全面规定,管全面。规定党的某一领域重要关系或者某一方面重要工作,比如《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

剩下还有四种,规则、规定、办法、细则这是具体规定,管具体。规定党的某一方面重要工作或者事项,比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作为基层党组织,制定的制度往往也是用这四种名称。

我们来扒一扒党的十八大以来制度建党的进程: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党内法规进行了全覆盖式的修订。十八大党章修订后,相继修订了仅有的两部准则,2010年出台的《廉政准则》和1980年出台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纪律处分、干部选用、党内监督、巡视、地方委员会、党组等若干条例,以及一系列规则、规定等,制度的篱笆越扎越紧,从党的领导、党组织之间的关系、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党员与党员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全面的再规范。

党规众多,不可能一一展开来讲,下面我们通过“民主集中制、党内监督、党纪”这些熟知的名词,来管窥一下必须挺在前面的党规党纪。

第四节 党规的核心

共产党是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建党的,不论曾经的苏共还是我们中共。

中共一大,陈独秀没参会,但他提出了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就是把民主集中制写入一大《中国共产党纲领》,后来虽没写入,却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翻开党内法规,我们发现,不论是党章、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党内监督条例,还是选举条例、地方委员会条例、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等,要么有专门的章节论述民主集中制,要么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毫不夸张地说,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制度体系。

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呢?我们可以说: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一种决策规则,是一种工作方式,也是一种工作作风。

这些表述还是很抽象,但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一是民主集中制很重要,二是民主集中制适用性很强。上至全党、中至党组织、下至党员干部个人决策都可以使用,内容覆盖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制度、决策规则、工作方式和作风,既可以很宏观、很原则,又可以细化,很具体。

一、作为根本组织制度的民主集中制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看看1917年苏共党章、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党章,会发现,关于民主集中制的论述,关键词就三个:“选举”“报告”和“服从”。虽有细微区别,但精神一以贯之。

首先是“选举”,明确党的领导机关从哪里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除它们派出的代表机关和在非党组织中的党组外,都由选举产生。”

选举,大家都不陌生,美国特朗普与希拉里之争的帷幕刚刚落下,中国省市县乡换届选举如火如荼,同样是选举,有何不同?

美国,总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党的领导人是最高领导人,习大大作为党的总书记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直担任党中央的主席和军委主席,只短暂地担任过国家主席,但一直到去世,他都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具体到地方上,书记是一把手,一般都是市长转任书记,这叫平级转任重要岗位,说明书记官大。

美国,多个党推选候选人;中国,共产党自己提名候选人,党章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中产生,即使是全国人大选举时,主席团也是根据中央的建议提出候选人的。

美国,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中国,由党代会代表选举,先是选各级党代会的代表,每一名正式党员都有选举权,然后由代表再代表大家行使民主选举的权利。

《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暂行条例》《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等党内法规对党内选举都有述及。

其次是“报告”,明确党的领导机关对谁负责任。“党的各级委员会向同级的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

先说说常委会、委员会、党代会。这些“会”可不是开会的会,虽然,它们行使权力一般以开会的方式进行。常委会、委员会、党代会是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党代会闭会,委员会行使权力,并向党代会报告工作;委员会闭会,常委会行使权力,并向全委会报告工作。

它们管什么呢?把方向、管大局、作决策、保落实,概括起来就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一党的领导方式的具体体现。毛泽东曾形象地提出了“八句歌诀”原则:“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概括起来就是抓大放小、党委决策、民主集中、检查落实。

它们怎么运行的呢?中央和地方党的代表大会一般五年开一次,中间会有若干次全会,一般用几届几中全会表示,几届就是第多少次党代表会,中共目前已召开了18次党代会,几中就是本届党代会后开的第几次会议,比如十八届六中全会就是十八届党代会后开的第六次会。

常委会、全委会报告工作,报告什么呢?最有含金量的报告就是党员代表大会的报告。各级党组织为做好这个报告,都要广泛调研、征求民意、汇集民智,通过几上几下,精心总结过去的工作,提出未来的发展思路、方向和举措,这个报告由党的委员会书记向大会作出,经党员代表讨论后形成决议。会后,还要对报告精神进行宣传、贯彻。报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统一思想、消除歧见、达成共识的过程,就是凝心聚力的过程。

最后是“服从”,明确党内应该遵守什么样的纪律。大家熟知的“四个服从”,“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

“四个服从”是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1917年苏共党章中提出了“两个服从”,即“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机关以及全体党员必须绝对服从执行上级机关决议”(7),中共六大党章最早提出的只有“一个服从”即“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8),并没有将“少数服从多数”列为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少数要不要服从多数?是部分组织还是所有组织服从中央?是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还是服从中央领导人?还是服从党的决议?在党的历史上,这些问题或是争论,或是定论,最终形成了经受住实践考验、全党认同的“四个服从”。

二、作为决策原则的民主集中制

决策是日常工作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行为,也是管理中经常发生的一种活动。有的凭感觉、凭经验决策,有的凭理性、利用科学的工具决策;有的集思广益、集体决策,有的独断专行、个人决策。

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是民主集中制在领导方式、决策执行层面的具体化,这一表述在1982年载入了党章,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16字决策原则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载入党章。《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都对相关要求和议事规则进行了重申。

集体领导制是领导方式的一种,通常由一个叫常委会的集体通过开会进行决策,而非一人决定。

会议决定一般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三分之二是我们在党规中经常看到的一个数,常委会开会需要三分之二以上常委出席,干部民主推荐、干部考核测评往往都要求所在单位三分之二以上人员参加,等等,三分之二是常常是会议有效的数量要求,而二分之一以上通过则是决策有效的数量要求。

三、作为工作作风的民主集中制

《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中说,“党委书记应当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善于集中正确意见,自觉接受常委会其他委员监督,不得凌驾于组织之上、班子之上,不得搞独断专行”。

民主作为一种工作作风,主要表现就是干部广开言路,允许下属或群众讲话,毛泽东就说过,作为领导干部“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对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与之对应的就是“独断专行”“一言堂”“个人说了算”。

没有任何一个干部会愿意被扣上“独断专行”“一言堂”的帽子,我们在干部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性剖析等等中,总能够听到如何发扬民主、如何维护班子团结、如何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诸如此类的表述。

可别小看了民主集中制,民主多一点还是集中多一点,度如何把握?什么时候民主?什么时候集中?这可是考验领导水平的。大家都开过会,有死气沉沉、集体沉默的会,有气氛热烈、踊跃发言的会,也有面红耳赤、争执不下的会,一个小小的会正是民主与集中的生动体现。

所以,民主集中制,咱们学还得要领会实质,活学活用。

第五节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党内监督没有禁区、没有例外。信任不能代替监督。各级党组织应当把信任激励同严格监督结合起来,促使党的领导干部做到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用权受监督、失责必追究。”《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如是规定。“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第一次纳入了党规。

可能有人要问,既然信任,何必监督?

表面看,信任与监督似乎矛盾。实际上,信任是一种个人情感,监督是一种制度约束。信任可以产生精神力量,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监督可以约束人的行为,促使其在制度的轨迹上运行。二者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有机统一、不可分割。

在党员领导干部被委以重任时,党组织往往会讲“这是组织对你的信任”,干部接受任命时也往往表态“感谢组织的信任”。委以重任就是组织对干部的培养和考验,就应当要求干部接受组织的监督。如果只讲信任,你好我好大家好,责任就会虚化弱化,加强党内监督就会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成为一句口号。

过去,“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事前基本没有监督,事中基本难于监督,事后基本不是监督”。

所以,很多领导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

而事实上,从“好同志”到“阶下囚”是一个逐步蜕变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监督环节出了问题。

2012年12月6日,一则爆料掀起了波澜。《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新浪微博连发三条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而与此同时,刘铁男正随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人在俄罗斯进行访问。

对于微博举报,国家能源局第一时间回应称,消息“纯属污蔑造谣”,“我们正在联系有关网络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报案、报警,将采取正式的法律手段处理此事”。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2013年5月,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8月,中纪委立案检查;2014年9月,刘铁男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看到这个过程,令人嘘唏。罗昌平的举报如果不是在十八大后新一轮反腐风暴的风口,如果不是在自媒体时代的今天,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老虎的成绩大家有目共睹,但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督,老虎还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如何把内讧反腐、小偷反腐、情妇反腐等小概率事件变成不敢、不想、不愿腐的常态化机制,需要在监督上下功夫。

一、多元参与的监督

权力和监督相伴而生。权力的架构是个“金字塔”,对权力的监督则应呈“倒金字塔”。权力有多大,对其监督的力也应有多大。如同汽车一样,动力越大,制动功能就越要强大,否则必然出事。

当下,我国正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多元参与”“公开”这些价值导向,正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内核。

而我们制定《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新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也都是基于这种导向。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说,“党内监督必须贯彻民主集中制,依规依纪进行,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关键一句话:上级监督要强化,下级监督要改进,同级监督要发挥作用。

上级监督最有效,可上级太远。怎么强化?

当前最有震慑力的方式一是巡视,说到巡视,我们脑海里可能闪现的是古代钦差出巡、百姓击鼓鸣冤的画面;也可能是官员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画面;还可能是官员落马、群众拍手称快的画面。在2015年8月,新的巡视条例出台后,这样的画面也并不罕见。

以前有些巡视你好我好大家好,说问题轻描淡写、不痛不痒,抓整改空对空、从文件到文件。现在的巡视怎么干的呢?完全是问题导向,所有的工作都是围绕问题而展开,发现问题、聚焦问题、坐实问题、反馈问题,巡视组和被巡视单位都是压力山大,往往巡视一个单位,吃瓜群众就开始八卦,推测会倒下多少干部等等。

巡视威力虽大,可不常有,点名通报于是成了另外一个杀手锏。从2013年12月15日,中央纪委首次点名道姓通报曝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第一起案例开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力度,到现在慢驰不息地把违纪者“请”到曝光台上“晒一晒”,“点名道姓通报”已在各地形成常态。点名道姓通报曝光是直击了干部的软肋,具有很强的震慑作用,也是对那些心存侥幸的官员敲响了警钟:许多事都有硬“杠杠”、铁“规矩”,别说“禁区”“红线”不能踩,打个“擦边球”也不行了。

如果没有制约机制,下级监督太难、同级监督太弱是不可回避的事实。

兴于常州的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遭遇滑铁卢,最终被开除党籍的违纪案例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程维高初到河北,也曾带去了政坛新风,敢于动真碰硬、敢于批评不正之风,而随着威望日高,早期的“敢于碰硬”也逐步转化成了“独断专行”。

原河北省纪委书记刘善祥是最早和程维高叫板的人之一。1993年上半年,原河北省经贸委纪检组检查河北工业经济投资公司时发现总经理张铁梦以公司名义贷款1亿美元无法归还,还以购买设备为由贷款5000万元,其中有至少100万为其本人挪用,虽然张铁梦与程维高的秘书李真过往甚秘,但刘善祥仍与河北省检察院沟通,逮捕了张铁梦,后来经河北政法委书记干预,又被放出,后出走爱尔兰。而在此过程中,河北经贸委认为应该将张铁梦贷款的事项报省纪委,但程维高亲自出面干预,并明确“张铁梦没有问题,今后谁也不要再提此事”。1994年9月,刘善祥因病被安排退休,离开了工作岗位。

而原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郭光允状告原河北省省委书记程维高,后来还出版了《我告程维高:一个公民和一个省委书记的战争》一书。

郭光允发现了市建委主任李山林的腐败行为,后写署名信给程维高,举报李山林。1995年8月17日,写题为“程维高、李山林是破坏河北省建筑市场的罪魁祸首”的材料,匿名寄中纪委、河北省检察院。后来被石家庄市公安局收审。1996年,以“投寄匿名信,诽谤省主要领导”的罪名被判劳教两年,并被开除党籍。2003年中纪委对程维高严重违纪问题做出处理,发布的程维高“五大错误”之一便是“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并高度评价郭光允的行为:“正是郭光允同志义无反顾的举报,坚持不懈的揭发,使程维高案件初露端倪。”

除了明确上级、下级、同级监督的作用外,还进一步明确党内各种监督的职责。党委(党组)全面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党的工作部门职能监督、党的基层组织日常监督、党员民主监督。监督不只是纪委的事,事关党委、纪委、党的工作部门、基层组织和党员,各自在自己职责范围内履行责任。比如约谈、函询、诫勉,就是纪委问话、纪委请喝茶的代名词,以往的主体都是纪委,2015年,中组部出台了《关于组织人事部门对领导干部进行提醒、函询和诫勉的实施细则》,专门就提醒、函询和诫勉进行了强调。同样是提醒、函询和诫勉,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部门有何不同呢?组织部门履行干部监督管理职责,属于职能监督;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属于专责监督,聚焦问题,是“监督的再监督”。

范围再大一些,从党内外监督相结合的角度,除了党内监督,我们有政府系统如监察、审计的监督,还有人大权力机关的监督及民主党派、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的监督等等。比如舆论监督,这也是立竿见影的一种监督方式,如果群众的诉求、反映的问题通过正常程序,或石沉大海,或久拖不决,或敷衍了事,可能会经大众媒体传播发酵形成压力,聚焦问题,推动解决进程。当然,舆论表达往往泥沙巨下,有合理诉求,有牢骚抱怨,也有不合理的利益表达,更不乏网络暴力,对此,要合理甄别,区别对待。

二、一把手的监督

“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这句表述我们并不陌生。

主要领导干部是谁?党政一把手。

实际工作中,为什么一些党员干部不愿监督?一个重要原因往往在主要领导。监督一把手,下级怕被“穿小鞋”,同级怕伤“和气”。

有统计资料显示,“一把手”犯案比例超过50%,在重大职务犯罪案件中,有的地方“一把手”犯案比例能达到70%,甚至80%。

原海南省东方市建设局局长赵赞强,对自身犯罪行为剖析时说:“我是‘一把手’,久而久之变成了一言堂,这就为我走上犯罪道路埋下了祸根,加上监督制约的一些规定都是写在纸上,落实不到具体工作中。如果有人能及时提醒监督我,我也不会走这么远。”

应该说,抓“一把手”有如打蛇打到了七寸,打到了关键。

对“一把手”监督难,难在哪里?要怎么破题?

比如,“一把手”个人名义和组织名义的边界在哪?个人意志和组织意志的区别何在?个人的决定和组织的决定有何关系?实践中,有太多“一把手”的个人名义、意志、决定通过合法的程序变成了组织名义、意志和决定。比如,干部提拔、工程领域招投标,尽管程序严密,却还是有那么多的问题,原因何在?看看那些带病提拔的,项目中标的,程序往往都是合规的。

比如,“一把手”插手干预“干部选拔任用、工程建设、执纪执法”等重大事项,制度要求进行记录,违规问题向上级报告。如果“一把手”不自觉,明着要求、暗地授意,作为下属该怎么办?屈从就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因此,关键在于制度设计本身,通过制度进行权力制约监督,监督则是更好地督促制度落实。

于是,我们应运而生了权力清单制度,一把手究竟有多少项权力?权力运行情况又如何?一张权力清单和权力运行流程图直接明确地作了回答,通过挤水分、拎干货、亮家底、晒流程,以此来杜绝一把手暗箱操作。

于是,上级党政部门对下级一把手的约谈,正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实际工作中。比如江苏省淮安市委对全市260多名县处级一把手进行集体约谈,使一把手们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江西省宜春市探索实行市纪委负责人同县(市、区)和市直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谈话制度,使党风廉政建设真正做到“一把手抓、抓一把手”。

于是,开始探索一把手权力“减负”,如长春市实施一把手“五不直管”制度:不直接分管财务、人事、行政审批、工程建设和物资采购,这是为解决一把手权力“超载”、缺乏有效制衡问题而采取的举措,也是各地探索一把手权力制约措施的一个缩影。

第六节 让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中国共产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政党,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毛泽东同志说,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要靠严明纪律。

一、打铁还需自身硬

严明纪律,首先执纪主体要严。

谁来执纪?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是我们常说的“纪委”。党章规定,纪委有三项主要任务:一是执纪,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二是保障执行,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三是反腐败,协助党委抓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

党的十八大以前,基层党委对党风廉政建设一般是只挂帅、不出征,很多具体工作都是纪委干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党委主体责任”,要求党委既要抓部署,又要抓落实;既要抓宏观,又要抓具体,既要书记抓,又要抓书记,真正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记在心上,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纪委监督责任”则聚焦了纪委的主责主业,集中主要精力进行监督执纪问责。纪检监察部门从自身建设做起,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调整了内设机构,增强了办案力量,提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从打虎拍蝇、从点名通报、从问责追责中,我们看到,反腐败高压态势前所未有,威慑震慑力量前所未有,纪检监察部门的严和硬也是前所未有。

二、党纪严于国法

不少党建专家称“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严党纪”,严在哪里?2010年的时候,中央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提出了52个不准,作为一部准则,仅仅5年后就进行了修订,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内容是变成了正面、倡导性的规范。原来的52个不准,也基本都纳入到《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既有禁止性的规定,又明确了违纪处理原则,增强了震慑力,以前的准则大家只知道52个不准,违纪后怎么处理却不一定知道。

还有,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强调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个人事项有关报告、请示报告、请销假、档案造假等都纳入到了纪律处分条例中。比如“违反个人有关事项报告规定,不报告、不如实报告的,不如实填报个人档案资料,不按要求报告或者不如实报告个人去向”等行为,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除了上面的党规党纪严起来,执纪尺度也严了起来。

以前,在人们的印象中,党内违纪都是犯了大事的,现在似乎在习焉不察的小事上都能翻船。比如出去吃顿饭、喝个酒,开会迟到、睡觉或是缺个会,干部护照留在自己手上没上交、出去没请假、开着公车转一圈,过节发个月饼、发点节礼,婚宴多摆上几桌等等,这些都是国法允许的,但一不小心却有可能违纪。

刚才列举的种种违纪其实都是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具体运用而已,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是2015年下半年提出的,2016年10月,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它改变了过去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

那么,什么是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

一是党内关系要正常化,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经常开展,让咬耳扯袖、红脸出汗成为常态;

二是党纪轻处分和组织处理要成为大多数;

三是对严重违纪的重处分、作出重大职务调整应当是少数;

四是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只能是极极少数。

“常态、大多数、少数、极极少数”这四个词是数量要求,很具体、很直观,可统计、可比较。现在各级组织要定期上报约谈提醒、函询、诫勉、组织处理、党纪处分等的具体数字、相关事由,既要跟自己的过去比,又要跟兄弟单位比,压力就这样层层传导下去。

三、问责风暴

担任中纪委书记以来,王岐山多次提出“动员千遍不如问责一次”,“问责一个,警醒一片!”

2013年3月,中国铁建披露2012年业务招待费8.37亿元,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王岐山曾亲自过问中国铁建“8亿招待费”事件,并力推监管责任人强卫东和中国铁建的纪委书记齐晓飞在核查报告上“签字背书”。2013年10月,时任国资委纪委书记强卫东做客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时,通报了中国铁建“8亿招待费”事件的处理、问责情况,这个事件共通报批评57人、党纪政纪处分8人、移送司法机关1人。

山西塌方式腐败大家也是耳熟能详。在任内有多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的山西省委原书记袁纯清,在卸任时曾做过自我“问责”。他在离任讲话中说“刘云山同志在讲话中对山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发生的严重问题,给予了严肃批评,作为省委书记负有领导责任”。

过去也许有人会说,问责风暴可能就是一阵风。现在看来,我们正在形成常态化的问责机制。

2015年10月,中央修订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随后,2016年6月出台了《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为党内问责追责提供了制度化的依据。

《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不言而喻,适用的范围是党内,问责的对象是“各级党委(党组)、党的工作部门及其领导成员,各级纪委(纪检组)及其领导成员,重点是主要负责人”。责任划分为“党组织领导班子在职责范围内负有全面领导责任,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员承担主要领导责任,参与决策和工作的班子其他成员承担重要领导责任”。

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安全事故问责、群体性事件问责、突发重大事故问责等等,问责的对象往往是行政负责人,尽管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适用于党政范围,但由于缺乏明确的责任划分,且党的领导是集体领导,因此,在实践中很少有问责书记、相关党的部门负责人的,问责纪委书记、副书记的就更少了。

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出台以来,从省委书记到基层委员会党的书记,从党委书记到纪委书记,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导向下,问责正成为一种常态。据统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对4.5万余名党员领导干部问责,中纪委网站发布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点名道姓通报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失职失责受到责任追究的典型问题,也呈逐年增加态势。问责情形覆盖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六个方面的问题,如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观念淡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不担当、不负责等等。

问责追责严,还必须坚持“失责必问、问责必严”,把该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不搞下不为例、网开一面,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防止问责的利剑生锈,避免“破窗效应”。

第七节 制度之外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小智治事,中智治人,大智立法。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关键是要立规矩、讲规矩、守规矩。

上面讲了那么多,都是围绕为什么立规矩、立了什么规矩而展开。对于我们而言,规矩缺吗?

不缺。

大家猜一猜我们现在有多少党内法规?据统计,截至目前,仅是党内法规,我们就有140多件中央党规,150多件部委党规、1500多件地方党规(9)。除了白纸黑字成文的党规,我们还有大量的党内传统和惯例。

可为什么这么密、这么大的制度笼子管不住权力的“恶”?违规违纪随处可见、老虎苍蝇到处都是呢?

有规矩的问题,比如有的党规不好用、不好守、不好学,有的粗放空泛,有的闭门造车不接地气,有的内容上交叉重复,让人无所适从,有的重内容轻程序,缺少操作性,还有的稍显冗长,增加了学习的难度。

也有规矩宣传的问题,很多党规不为人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大家都很熟悉,1984年,新中国第一次参加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的背景音乐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而后中国台北代表团入场时,背景音乐仍然是这首旋律!很多人都非常吃惊。怎么用一样的背景音乐?是搞错了还是怎么回事?经过解说员解释,原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民革命军军歌是一个旋律!都是由一个旧军歌填词而成的。因而海峡两岸运动员入场时,东道主均以这个旋律伴奏。这首军歌就是1904年张之洞为编练新军著下的《大帅练兵歌》。民国后,北洋军阀各派系军队,国民革命军,新军阀军队,都用此曲填入新词成为军歌。试想,如果我们的党规都能有这样的传唱度,又何愁不为人知呢?

规矩之外,就是人的因素。

讲规矩、守规矩都离不开人。

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有个核心观点:制度要与人事相配合,只有制度与人事相配合,制度才能有效实施。

“讲”和“守”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造成形形色色的不正当的规则出现。

比如人治规则,是非对错、为与不为,领导说了算,通过领导批示指示定规矩,领导想立就立、想废就废、想改就改,有规矩之名无规矩之实。

比如拇指法则,习惯惯例就是规矩,按习惯办事就是守规矩,不合惯例就是违反规矩,改变习惯做法就是变了规矩,因惯例而为,以不变应万变,得过且过,消极无为。

还比如潜规则,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心知肚明的不成文规则横行,见不得阳光,上不了台面,龌龊丑恶、令人不齿。

所以,我们今天谈规矩,需要强调的不只是规矩本身,还有规矩意识。

不论是两学一做,还是制度治党,抑或是依法治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需要我们从强化规矩意识做起。

说易行难,百折不回。

所以,我们要把冷冰冰的、生硬的制度内化,消化吸收,再变成我们的日常行为规范,外化出来。我们要对党规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从而让制度成为制度经济学创始人凡勃伦所说的“一种思想习惯”和“流行的精神状态”。

我们,在路上。

参考文献:

1.李金河:《中国政党政治研究1905—19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

2. 《习近平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版。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

4.杨德山:《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学说——一个学说史视角的梳理和分析》,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5.宋功德:《党规之治》,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

6.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页。

(2)《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页。

(3)魏晔玲:《党性的诠释——事说党性二三事》,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8页。

(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6—193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04页。

(6)《西柏坡“立规矩”的启示——写在党中央进京赶考66周年之际》,《求是》2015年第19期。

(7)《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6年版,第245页。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8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98页。

(9)宋功德:《党规之治》,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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