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的当前位置:博库网首页 > 电子书专题 > 顶天立地谈信仰:原来党课可以这么上 > 第5章

5顶天立地谈信仰:原来党课可以这么上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哲学家的终极追问。

作为共产党员,也要有追问的意识,“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

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只有懂得,才能珍惜。只有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知道往哪里去?只有知道了来时路上的九死一生,才可能且行且珍惜。

中国共产党究竟从哪里来?

有的人说,是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中而来,因为这条路,从未有人走过。

也有的人说,是从历经种种苦难的磨砺中而来,因为这条路,荆棘密布。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想当初,这个组织没人、没钱、没背景,任何政治力量都瞧不起,看不上;想当初,这个组织走弯路,交学费,付出成长的代价,多少次淹没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想当初,这个组织遭遇着各种逃离、掉队、背叛,几次濒临生死境地……

九死一生,苦难辉煌。

但历史就是这么神奇,捉摸不透,自有规律,充满奇迹。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谆谆告诫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还是来看几个问题吧:

历史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一个弱小的政治力量如何才能迈出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和发展究竟该走什么样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靠什么越挫越勇,中国道路凭什么越走越宽?

如果你也曾思考,不妨让我们一起回到源头,追寻历史。

第一节 横空出世

我们经常听到这些耳熟能详的表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但我们应该继续追问一句:为什么?

很简单:其他政治力量都不行,中国共产党很给力。

先说其他政治力量。

我们还是先从20世纪初中国社会广为流传的一张时局图说起吧。

在这张时局图中,西方列强被刻画为一个又一个的“禽兽”……抑或“禽兽不如”。诸如有寓意为俄国的熊、英国的犬、法国的蛤蟆、美国的鹰、日本的太阳以及德国的肠子。就像时局图两侧描述的那样“不言而喻,一目了然”。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此时中国就像案板上的鱼肉一样任人宰割,这就是近代中国最真实图景,要军力没军力、要经济没经济、要科技没科技、要地位没地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卑微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尘埃里。

可惜,卑微到泥土里,开不出高贵的花。

面对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有人卑躬屈膝,甘做亡国奴,有人充耳不闻,唱着后庭花,也有人苦心探索,敢问路在何方?于是,一次次试探换来的是一次次失败,林则徐、魏源失败了,洪秀全创立的太平天国也终究只是黄粱一梦;李鸿章等人掀起的洋务运动被一纸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啪啪打脸;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也昙花一现,菜市口的刽子手终结了这场改良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倒是曙光初现,革掉了清政府的命,但取而代之的袁世凯最终也只留下了一块民主共和的招牌。

你方唱罢我登场,各家纷纷开药方。

面对病入膏肓的社会躯体,近代各阶层几乎尝试了一切治疗的手段与方法,可就是不行。

中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picture

有人想过完全的西化,我们需要大换血,不要怕变成别人。比如胡适就曾经说过:“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于是,就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宣扬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希望能够在思想上彻底清除封建文化的印迹,转而打上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烙印。

这就是新文化运动。

但新文化运动兴起、发展的时候正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赤裸裸的野蛮行径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侵略文明的贪婪与虚伪,这也使得一心把西方“民主”与“科学”当成灵丹妙药的新文化斗士们仿佛有一种被骗的感觉。尤其是一战结束后的1919年,英法等国在“巴黎和会”上野蛮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这就彻底激怒了国人那颗被压抑已久、激情火热的心。

五四运动的历史地位很重要,因为它使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抛弃对“民主”和“科学”的幻想,转而寻找另外一种可能。

这种可能就是“马克思主义”。

时势造英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环境呼唤英雄,呼唤很多与马克思主义相识、相知进而相爱、相守的先进知识分子,呼唤立志救亡图存、开出新药方的共产主义先进分子,呼唤那些中国共产党最初的缔造者。

他们行吗?

特别给力。

在那个危机四伏、暗箭难防的时代,任何“非主流”学说及政治组织都会被视为洪水猛兽、异端邪说,从而受到你想得到以及想不到的攻击。他们明知道踏上这条小船,随时都有船翻人亡的危险,但他们依然旗帜鲜明,敢于亮剑。

在这些缔造者之中,有一对“中国合伙人”尤其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著名的“南陈北李”。说到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就不得不说一段“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

故事要从陈独秀被捕开始说。五四运动后,陈独秀曾因散发马克思主义的传单被密探逮捕,还遭遇了98天的铁窗生涯。这次牢狱之灾,让他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唯有联合无产阶级,才能求得国家的独立与经济的发展。于是,他逐渐抛弃对民主与科学的迷恋,转而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将此视为毕生的小目标。所谓荣辱与共,肝胆相照,李大钊的奔走营救和辛苦奔波,让这对共产主义合伙人的革命友谊变得牢不可破。

陈独秀出狱后,李大钊不仅专门写了《欢迎独秀出狱》,直呼“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还亲自护送他离开北京,前往天津。1920年2月中旬的春节前夕,李大钊戴着金丝边的眼镜,穿着皮袍,拿着装有账本的手提包,俨然像收债的账房先生。而陈独秀则戴着一顶毡帽,穿着一件棉背心,看上去像个土财主。两个人坐着骡车,“的笃、的笃”地向天津驶去。

从北京到天津,约有一百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坐骡车需要两天时间。这对合伙人从来没有这么长时间,如此面对面促膝长谈。虽然,他们具体说了什么,讨论了什么,达成了什么,没有人记录下来,但从天津之行后两人相继建立了早期党组织中可以看出,两人正是在这次毫无干扰的交流中达成了建党的约定。这段骡车上的佳话被后来的史学家称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也正是在这些给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坚持下,13名代表因为同一个梦想来到了上海法租界贝勒路的李公馆(同盟会元老李书城曾在此居住),完成了各地共产党人的第一次大聚会。这13名代表来自各行各业,前清秀才、教员、中学教师、杂志编辑、大学生、留学生,还有两个中学生。这13名代表还特别年轻,最年长的何叔衡仅有45岁,最小的是来自北京小组的刘仁静,19岁,其中30岁以下的就有9人,占了三分之二,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而这也是毛泽东的年龄。

这里是有几个疑问的,比如,在这样的大事变中,“南陈北李”这对共产主义合伙人为何没去参加?比如,刘仁静仅仅19岁,也就应届高中毕业生,怎么会轮到他代表北京去开会?

先说“南陈北李”。当时陈独秀正担任陈炯明手下的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在一大开会期间他正忙于争取一笔修建校舍的款子;而李大钊呢,也是为款子奔波,他当时正在代替马叙伦主持北京八所高校“索薪委员会”工作,整天忙于向北洋政府索要教职工的薪金。因而,两人都遗憾地与这次盛会擦肩而过。

从现在来看,很多人肯定会说,实在是看不懂啊。他们忙的事与召开中共一大相比,明眼人都知道孰轻孰重啊。这就是我们在历史评价时经常喜欢干的事,缺少还原历史的严谨,喜欢用现代人思维去评价当事人。试问,置身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谁又知道这个新生的党组织后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呢?

再说刘仁静。据国防大学金一南教授说,1983年国防大学曾经采访刘仁静,那时刘仁静已经80多岁了,请他谈一谈参加中共一大的真实感受,因为1983年,刘仁静是中共一大代表中唯一一位在世的。刘仁静实实在在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根本没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次会啊,不就到上海开个会嘛,谁想到是这么重要的一个会呢,有人就说李大钊不去,北京小组原来是轮不到我的,北京小组资深党员邓中夏回答不去,要到南京开中国少年学会,没有时间去上海,再说另外一个罗章龙回答也不去,要召开工人座谈会,我们的党员都很忙啊,都比一大重要。这个莫大的光荣就历史地落在我的头上,他们都不去我去了。”刘仁静虽然最后被党开除,但不管什么时候提到中共一大,都赫赫在目。

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之路多么坎坷,从13名一大代表的命运中可以窥见一斑。人总是变化的,有的人淬炼得愈加坚韧,而有的人则选择了逃离、叛变。我们先看一个清单:1922年陈公博脱党,1923年李达脱党,1924年李汉俊脱党,1924年周佛海脱党,1927年包惠僧脱党,1930年刘仁静被党开除,1938年张国焘被党开除。历史给了所有人同样的命题,但是不同的人交出了不同的答卷。13人中脱党和被党开除的有7人,半数以上出了问题,其中陈公博和周佛海还当了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处死刑。而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公开与党中央分裂,最后沦为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的鹰犬。加上牺牲的4人,最终有且仅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位一大代表在新中国成立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见证了开国大典。

有的人因为看见而相信,有的人因为相信而看见。历史道路就是九曲十八弯,一眼看不到头,置身其中的人谁也无法做到未卜先知,因而,它容不得任何人投机取巧。投机的人会被困难与艰险所吓跑,而目光如炬的人则会不忘初心,即使是粉身碎骨,也要把清白留在人间。

第二节 步履维艰

历史课本中有一句话相信大家都背过,“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但在焕然一新的背后,却是这个新生力量步履维艰的起步,因为中国共产党在成立初期的时候,力量实在是太弱小了,弱小得差点都办不下去,谁也看不上,瞧不起。

怎么个窘迫法?简单说,就是没人、没钱、没地位。

首先是没人,俗话说,人多好办事,但是没有人又怎么办事呢?一大成立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正是因为党员人数比较少,所以一大成立时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设立。到二大时才有195人,而到三大时也不过432人,而且各地的党组织还不健全。试想,在那个政党林立的时代,一个仅有几百名党员的新生政党又如何才能去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

然后就是没钱。没人已经够难了,更惨的是还没钱。我们现在总开玩笑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但对于当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钱就是最大的问题”。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经费,连个刊物都办不起,报纸都印不了,又怎么谈去组织与开展工人运动呢?另外,如果连专心从事党务工作的党员们基本生活都不能保证,又怎么能让他们专心开展革命呢?就拿陈独秀来说,原先在商务印书馆做名誉编辑时,每个月尚有三百元的收入维持生计。但在埋头革命工作后,由于没有时间撰写编辑文稿,最终只能依靠《独秀文存》的一点版费维持生活。

没人没钱,自然也没地位了。要想维持运转,撑下去,不得不去求外援,也就是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援助。但是吃人嘴软,拿人手短,接受别人的援助,自然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谁也不想仰人鼻息地过日子,作为中央局总书记的陈独秀起初更是如此,但又一次铁窗生涯还是让他妥协了。

1921年10月4日下午,陈独秀与包惠僧、柯庆施等人在家聚会,当场被法租界巡捕逮捕。这次多亏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重金聘请了法国律师巴和帮他辩护,后来还帮他缴纳了100元的罚款。这次突如其来的被捕经历,让陈独秀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在白色恐怖统治之下,搞革命光靠勇气与坚毅是不行的,更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不然连自己的同志也营救不了。严峻的生存环境迫使陈独秀不得不妥协,以获取必要的经费援助,这是无奈之举。

所以,中国共产党在刚开始时不被任何力量看好,就连共产国际也充满否定。斯大林就说过,“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1)。共产国际在亚洲更看好的是日本革命。而在中国呢,他们最初的合作目标是军阀吴佩孚、陈炯明,后来又把目光转向孙中山,还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以无比铿锵有力的语言强调“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2)。这无疑是给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判了死刑,类似于在你刚步入大学时,老师就对你说你不适合读大学,还是退学吧。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艰难图景,也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第一个重要选择,是就此解散,还是革命到底?如果革命到底,这第一步该怎么走呢?中共二大很快给出了答案,“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这其实就告诉我们,单干肯定行不通,要找合伙人,革命不能一蹴而就,那就先反帝反封建。

放眼当时的中国社会,谁比较适合做合伙人呢?选来选去恐怕只有孙中山及国民党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个时候孙中山刚刚经历了人生中最严重的一次背叛,他特别亲信的陈炯明竟然准备向他的总统府开炮。幸好孙中山提前收到了消息,在他离开半个小时后,总统府内果然炮声连连,还不时传出“打死孙文、打死孙文”的喊声。匆促出走的孙中山最终跑到了停在珠江之上的永丰舰,这一待就是42天。人世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被自己最亲信的人背叛了吧!不为兄弟两肋插刀就算了,竟然跑到兄弟背后插两刀!海上漂泊的日子让中山先生饱尽艰辛,差点丢掉生命,但也让他看清了披着羊皮的军阀的真面目。所以,屡受打击与重挫的孙中山也想找一个合伙人,而且是靠谱的合伙人。

既然双方都有意愿,合作大计自然水到渠成。

但怎么样进行合作呢?

两党之间,各有主张。

陈独秀希望是平等的党外合作,但这是孙中山万万不可能接受的,他只能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因为无论是从规模,还是声望,又或者实力来说,中国共产党在当时都无法与国民党相提并论。

为此,中国共产党专门召开了西湖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激烈争辩,“要不要加入国民党?”“加入国民党后,党组织的独立性如何保证?”最终,胳膊始终拗不过大腿,毕竟,没人也没钱的中共还要仰仗共产国际的支持,陈独秀只能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在之后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案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

就这样,国共两党成为亲密无间的合伙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当时的环境来看,中共确实还没有足够的力量独立完成民主革命。而国民党当时又是一个革命性比较强的政党,有这样的合伙人,共同完成“打倒列强除军阀”的革命任务,确实是历史的选择。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艰难的创业初期中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也是中共历史上唯一一次“双重党籍”现象。

然而,就在所有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时,革命事业的潜在危机也慢慢浮现。此时,一个关键人物出现了。

他就是国民党的蒋介石。

虽然共产国际对蒋介石始终保持着赞赏的姿态,虽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一颗诚心,对待革命联合战线,但阶级利益的根本冲突,终究还是换来最严重的背叛。

正所谓: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规模地抓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与蒋介石遥相呼应。至此,国共第一次合作正式宣告破裂,中共也遭遇了成立以来最严重的生存危机。

世界上恐怕再也没有哪个政党,会像中国共产党一样遭遇到如此残酷的屠杀与背弃。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也遭到同样的历史境遇,估计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遭遇的就不仅仅是被流放这么简单了。据不完全统计,“仅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万人”(3)。因此,这一年对于每一位共产党员来说,都是一次事关生死、事关信仰的考验。有的人毫无节操,在富贵与组织之间,选择了退党与背叛,有的人不忘初心,在生死与信仰之间,选择了坚定与担当。不同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在历史的抉择面前为信仰而舍生取义的人们终将万古流芳。比如只能“站着死,绝不跪下生”的陈延年,比如“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夏明翰,还有汪寿华、赵世炎、陈乔年、罗亦农、向警予、萧楚女、郭亮等等,他们的平均年龄连30岁不到,最小的仅有16岁!

作为建党合伙人的李大钊也未能幸免。1927年4月28日上午11时,他被奉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政府警察厅判处死刑。在行刑前,行刑官问他要不要写遗言给家人,他却义正词严地说:“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分也,何函也?!”野蛮的敌人终将大钊推进了绞刑架内,他的脖子被刑具中间的小圆圈卡住,残忍的刽子手握着旁边的把柄,一点一点地绞下去,直到他奄奄一息、眼睛凸出、眼角流血。就这样反复三次,别人都是20分钟,他却被行刑官故意延长时间,前后折磨达40分钟。然而就在行刑前,这位共产主义战士仍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年,他才38岁。

新生事物总是弱小的,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自然也不例外。在没人、没钱,又没地位的条件下,尚显稚嫩的中国共产党只能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建立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但此时的中共终究还是太年轻,在蒋介石的高超权术面前,被迷住了双眼,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党中央,既没有留一手,建立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也没有据理力争,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面对蒋介石的步步紧逼时,也是一退再退,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让中国共产党陷入到了建党以来最危险的境地。

第三节 绝处逢生

历史再一次行进到了十字路口。

刚刚起步的革命事业陷入绝境,是偃旗息鼓、妥协屈服,还是坚决回击、誓死抗争?

如同一个少年的成长,尽管没有人愿意面对不期而遇的磨难,但生命的韧性也往往会在磨难中迎来飞速成长,而此时绝处逢生的共产党人也迎来两次艰难的探索。

说到枪杆子的探索,要从南昌起义说起。因为这里不仅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而且还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的开始,也就是建军的由来。谈到南昌起义的影响,除了振军心、提士气,给党内普遍被右倾阴影笼罩的局面吹来一股劲风之外,还要特别注意的就是锻造了一批人。作为人民军队创建的开始,南昌起义培育了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而这些将领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中流砥柱。

在新中国被授衔的十大元帅和十位大将中,跟南昌起义有关的就有14位之多。比如朱德、贺龙、刘伯承、聂荣臻、林彪、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8位元帅,比如陈赓、粟裕、许光达、张云逸、谭政、罗瑞卿等6位大将。

风云人物这么多,我们单单说朱德。

朱老总当年并不算风云人物,南昌八一起义时,他并不在领导班子里。当时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周恩来,总指挥是贺龙,前敌总指挥是叶挺,参谋团是刘伯承、聂荣臻,他也没队伍,当时起义主力叶挺11军8个团,贺龙20军6个团,朱德呢?基本上是光杆司令,开始负责南昌市“公安局”的500人,岁数都比较大,后来起义部队南下,这500人也几乎全部跑光了。

没地位,没队伍,当然也就没有核心的作战任务。南昌起义当天,大家都在指挥部队、调动部队,朱德的任务是跟当地驻军团级以上军官喝酒,负责把他们灌醉。

后来,起义部队南下时,朱德又负责带领4000多人断后掩护主力部队,激战三天三夜,损伤过半。结果南下的部队主力部队依然遭受重创,汤坑一战两个主力全军覆没,周恩来去了香港,贺龙回了湖南,叶挺下到南阳,全部南昌起义部队就剩两千多人。当时军心大乱,部队濒临解散。

千钧一发,方显英雄本色。

朱德关键时刻站了出来,力挽狂澜,稳住局面,提出“同志们要革命跟我走,不革命可以回家,不勉强”(4)。然后带着这两千人继续上路,一路上没有被装没有枪支弹药,就这样一边走一边跑,越走人越少,后来两千多人只剩八百。朱德当年举个例子,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1917年他们成功了,我们今天就是俄国的1905年,我们一定会迎来我们的1917年(5)。后来当年官兵回忆,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1905年俄国人革命,在这个特别困难的时刻,没有人相信革命能成功,但是就从朱德身上火一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当年朱德从四川到上海找陈独秀,陈独秀把朱德挡走了,跟身边人交代,我们党可不能让军阀参加,没有人相信共产党能成功,只有朱德一个人信,只有这800人跟朱德相信。

后来中央接到报告,师长团长均逃走,各营连长很多都离开了,师以上干部只剩朱德一人,政工干部只剩陈毅,我们今天回头看,中国革命千钧一发之刻,这八百人散掉,南昌起义片甲不留,中国人民解放军连奠基人都找不着。

南昌起义如果成功,能当总司令的比比皆是,根本轮不上朱德,南昌起义失败,从失败中站起来,这就是朱德的价值。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历史也是最好的试金石,朱老总的革命起点虽然不高,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真懂、真爱、真信、真用却让他抓住了历史的机会。

事实证明,敌人的实力恐怕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不仅南昌起义如此,其他地区的起义也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困境。即使是发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呐喊的毛泽东也遭遇失败。与南昌起义一样,秋收起义也是以大城市为既定目标。但这次起义比南昌起义更艰难,连城都没有攻下。接连受挫的毛泽东,他将目光开始投向井冈山,揭开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重大战略的序幕。

“农村包围城市”,光听名字就很厉害。

因为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奉行着苏联的“城市中心”论,也就是先攻占大城市,然后由城市来包围农村,南昌起义如此,秋收起义也是如此。对年轻的中共来说,没有任何革命经验,苏联的革命实践对我们来说,就好比神一样的存在啊,“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而毛泽东能够打破“城市包围农村”,从农村去包围城市,其效应可想而知。但厉害归厉害,最重要还是可行性。为此,他先后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系统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一个国家,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之中,有一小块或者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确实是世界各国从来发生过的奇事。这种奇事也只有在中国能够发生,它是由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根本,具体国情。

那具体国情是什么呢?他从五个方面分别总结了中国社会和革命的特点,简单来说,就是新旧军阀的割据混战提供了绝处逢生的时间与空间。不得不说,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善于审时度势和创新创造的天才,他能够直接指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根源,而这个问题却整整困扰了蒋介石一生,至死不得其解。

但从农村包围城市,在当时无疑是颠覆革命导师的“非主流”创造,这在很多共产党人心中是万万不能的,当然也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尤其是一些黄埔毕业的军官,甚至认为停留在井冈山,无异于落草为寇,沦为绿林。就连当时担任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也很不理解。他还在军队中散发了一封信,公开表达了他对红旗能够打多久的怀疑。为此,毛泽东又熬了一个通宵,写了一篇《时局估量与红军行动问题》回复给林彪,并以党内通信的形式发送给新四军干部,这就是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再一次分析了具体国情,即国民党新旧军阀混战、割据,并明确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农村包围城市到底行不行,还需要实践的检验。因此,对于当时的毛泽东来说,不仅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更要直接面对物质贫乏的现实问题。刚上井冈山的时候,条件的艰苦简直无法想象。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与军事进攻,井冈山要啥啥没有啊,衣食住行各方面都面临着生存的挑战。

先说衣吧,毛泽东刚上山时就只拿着两身单衣,穿着一双草鞋。到了冬天,零下啊,积雪有二尺多厚,毛泽东还是两件单衣,一双草鞋。战士们也是一样,当时连搓绳的麻都没有,他们只能用稻草来编草鞋。

再说说食,当时战士们中有一句顺口溜:“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还有一句叫:“红米饭,南瓜汤,吃起来,喷喷香。”这说明南瓜在当时就是最奢侈的食物了,能够天天吃上南瓜就是战士们日盼夜盼的美好生活了。提起南瓜,很多人会说现在的南瓜饼、南瓜汤确实挺美味的。但是,当时可没有油,也没有盐,做出来的饭菜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画面简直不忍直视。其实,对于战士们来说,很多时候都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据有人回忆,“一个连队80多个人只有三斤米下锅,锅里都是野菜、南瓜、茄子”。

住呢?当时有一床夹被子,就是很不错了。很多战士都是把树皮铺在地上,盖着禾草。冬天的井冈山,天寒地冻,战士们就这样穿着单衣,睡在潮湿的地上。

那行呢?爬过山的人都知道其中滋味,更何况还是原生态的山间小路。走已经很困难了,更何况还需要挑着扁担把粮食运进来。当时朱德已经42岁了,体力与精力上都没有办法跟20多岁的年轻人相比,但他仍然坚持与战士们一道去挑粮,为此军需处长还专门给他做了一根扁担。战士们心疼军长,白天要挑粮,晚上还要开会,研究作战方案,不再让总司令挑粮。但我们的朱老总屡劝不听、“明知故犯”。于是,为了让总司令休息,战士们居然把扁担偷偷藏起来。朱老总却坚持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又让人重新削了一根扁担,并在上面写了“朱德扁担,不准乱拿”八个大字。

再举个例子,当时红军有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直至营和团以上机关)办公时用一盏灯,可点三根根芯;不办公时,即应将灯熄掉”。连部只准点一根灯芯,供带班、查哨使用。为什么对点灯如此苛刻呢?就是因为当时山上没油,仅仅靠一点自榨的茶籽油实在是不够用啊。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也是与士兵一起同甘共苦的,按照规定,毛泽东可以点三根灯芯,但他却只坚持点一根。我们所熟知的他的很多名篇大作,就是在这一根灯芯所产生的微弱灯光中诞生的。

困难不可怕,只要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

正是在全体军民的同甘共苦下,毛泽东等人克服了种种物质困难,用实践检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真理,也使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很快燃成了“燎原之势”。到1930年夏,全国主力红军已经发展到10多个军7万余人,地方红军近3万人,创建了遍及11个省10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又呈现出蓬勃向上之势。

第四节 挫败连连

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一条谁也没走过的路。

用周恩来的话说,“要党不用主要的力量和城市无产阶级联系,而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这是史无前例的”。更何况,当时中国共产党还要时刻顾及共产国际的感受。因此,虽然农村革命根据地搞得轰轰烈烈,但党中央仍然坚持充分发动工人运动,攻占大城市的路线方针。

这也让刚刚兴起革命小高潮的中国共产党很快挫败连连,先后出现了五次“重大险情”。

最先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他是八七会议时,被指定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在他的主持之下,中共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并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这次会议有两个处分决定是空前绝后的,即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委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给中共湖南省委会体成员以纪律处分,并将毛泽东、彭公达开除出中央临时政治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认为南昌起义也好、秋收起义也罢,都不应该退却,而是要趁着高涨的革命形势,举行全国总暴动。这种“左”倾盲动错误倾向很明显完全不切实际,很快就被纠正了。

其次就是被称为“李大炮”的李立三。他性格豪爽,但脾气比较暴烈,敢说敢干。在瞿秋白去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后,他就开始实际主持中央工作。这位敢说敢干的李立三,还真敢想,他竟然公开发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书,还要求苏联积极备战,以配合中国的革命斗争。这在当时来说,无疑是“以下犯上”,严重触碰了苏联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心这一不可触碰的高压线。结果不用想也知道,共产国际不仅停发了党中央的活动经费,而且还解除了他的职务。之后,他被派到苏联学习,而这一去就是十五年。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又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与李立三不同的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进行的。王明,原名陈绍禹,在回国之前只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后来因为受到校长米夫(之后是共产国际代表)的青睐与器重,进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的实际权力。在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批判过程中,他打着“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实际上是把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定性为与共产国际路线相对立的右倾主义错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比前两次持续时间更长,危害更大,使刚刚有点起色的中国革命再次潜伏着失败危机。

除了犯错,更大的危险不期而至,党组织遭遇了最严重的背叛。原来,在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秘密战线的特别任务委员会负责人顾顺章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可想而知,这是多么危急的情形。负责中国共产党最高安全工作的三个领导人中有两个人被捕叛变了,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所有的机密、组织全都暴露在了敌人的枪口下。

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关键人物力挽狂澜。

他就是钱壮飞。

钱壮飞是中共情报战线著名的龙潭三杰,1929年底,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

说起这段历史真是惊心动魄,很多谍战剧都是以钱壮飞为原型创作的,如《暗算》中的钱之江。

1931年4月25日晚,像往常一样值班的钱壮飞收到了一封发自武汉、标有“绝密”字样的电报,并标明“徐恩曾亲译”。刚开始时,他也没在意,因为徐恩曾正在上海度假,就随手把电报放到一边。但谁知在不到一个小时内,负责接受电报的机要员却一连送来了4封来自武汉的绝密电报,并全部都注明“徐恩曾亲译”。这就让长期潜伏的钱壮飞起了疑心,于是他赶紧逐一破译,才知道这个天大的消息,顾顺章叛变。顾顺章大约4月27日就能被押运到南京,也就是说28日国民党就可能再次掀起白色屠杀,可更可怕的是此时党中央对这一切还一无所知。形势已经十万火急,容不得半点耽搁,他赶紧派人连夜赶往上海通知党中央。情报送走之后,机要员又送来一封加急密电,“切勿让钧座以外人知道,否则将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会落空”。

此时钱壮飞知道他也已经暴露,但万幸的是情报已经送了出去。据国民党中统的负责人陈立夫说,“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周恩来总理在战争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多次满怀深情地提起钱壮飞,他这样说过:如果没有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在上海工作的同志早就不在人世了。钱壮飞同志在对敌斗争中立下的丰功伟绩,值得全党永远纪念他!

但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的组织系统还是被破坏殆尽。顾顺章的叛变,还导致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联络组织遭到破坏,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牛兰案”。牛兰,原名保罗·鲁埃格,是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报人员。顾顺章被捕后,很快就将牛兰供出来。牛兰夫妇被捕后,共产国际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联络工作陷入停滞。为了恢复联系,苏军总参谋部立即派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希望能够疏通关节,实施营救。为了保险起见,总参谋部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人的到来直接酿成了中共在这个时期的最后一次错误,但却是后果最致命、最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他就是奥托·布劳恩,他有一个更为大家熟悉的名字,李德。

随着王明出走苏联,周恩来奔赴江西苏区,中共中央一时出现无人负责的局面。此时,在王明的提议下,刚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不久的博古开始负责中央工作,而那一年他仅有24岁。博古在苏联求学时,就与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布劳恩(以下称李德)认识了,李德的军事专业背景让从未搞过武装斗争的博古深为赞赏,于是他想将李德留在身边,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但事实上,共产国际怎么可能让一个刚刚毕业的军校生作顾问呢?它只是电复中共,关于李德做中共顾问的事情可自主决定。由于得到博古的支持,博古在第一次介绍他的欢迎会上就给他冠上了军事顾问的头衔,这是“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就这样,别人也就默认了博古的介绍。

成为军事顾问的李德,一上台后就宣称“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他用“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的阵地战取代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这个只会纸上谈兵的军校毕业生并没有认真分析前四次反“围剿”的宝贵经验,只是空有一番大干一场的豪情壮志。而此时的蒋介石,却汲取了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博古、李德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正好投其所好,结果红军越打越少,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小。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紧急开会,会议正式决定突围转移。但参会的人谁也没想到,共产党人即将经历建党以来最深重的苦难。

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主力红军5个军团和两个纵队离开了艰苦创立的瑞金,正式开始西征。但错误并没有停止,挫败也没有停息,在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下,红军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损失惨重。尤其是湘江一战,格外惨烈,“湘水尽赤”。面对数倍以上的敌军,从红军指战员到战士全部都倒下了,就连师团的建制也被打乱。而担负后卫任务的十八团、三十四师两支部队,更是全军覆没。湘江血战后,从瑞金出发的8.6万多红军,已经只剩下3万多人,但他们还不知道相较两万五千里长征而言,他们却只走了两千多里。而此时留守在中央苏区的共产党人也面临着生死考验。苏区被攻占后,敌人就进行了血腥的“清剿”,惨遭屠戮的军民人数达70多万人。瞿秋白、何叔衡、毛泽覃、刘伯坚等党的领导人先后牺牲。

这里,再说说瞿秋白吧。

虽然他曾经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他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却是不容抹杀的。他创造了“六个第一”,无人可以企及。中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中国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风采的第一人,中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创办了我党第一张日报、系统地给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第一人。被捕之后,面对敌人的严刑逼供,他毫不畏惧,面对利诱劝降,他也不动摇。当敌人让他写下供词之时,他热情歌颂了中央苏区六年以来取得的成就,直击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当敌人以生存为诱惑,向他征询最后态度时,他厉声说道,“决不做顾顺章”。最终,他高唱着《国际歌》《红军歌》迈向刑场,在一块绿草如茵的草坪上盘膝坐下,微笑对军警说,“此地甚好,开枪吧”。

36岁的瞿秋白为信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五节 死里逃生

接二连三的犯错与背叛,让中共再次面临命运的生死抉择,尽管这样的抉择,已经历经多次,但任何一次疏忽,都有可能随时变为“历史的终结者”。而接下来的历史转机,有三大秘诀:实事求是,坚守信仰,依靠人民。

先说实事求是,通俗来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时、因地、因事制宜,不能异想天开,更不能死搬教条。之前的博古、李德就是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用城里人“阵地战”的那些套路,差点使中共遭受到灭顶之灾。

中共再次来到命运的十字路口,这次又应该如何抉择呢?还是让我们将目光首先聚焦到贵州遵义这座小城里吧。

1935年1月15日,这一天对红军乃至在党的历史上都是必须被铭记的一天。在遵义城黔军师长柏辉章的公馆内,酝酿已久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紧张进行。由于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这次会议并没有受到任何干预。会议开了整整三天,第一项议程就是否定了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设想,因为蒋介石早已张开大网,就等自投罗网了。而第二项议程就是全面清算了西征以来的军事路线。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率先站起来对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批评。张闻天的率先发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在当时党内的地位仅次于博古。如果他不先提出来的话,估计别人也不好提啊。他围绕博古做的军事报告,逐条反驳,各个击破,正好形成了“反报告”。有了张闻天实事求是的批评氛围,毛泽东、王稼祥、朱德也先后发言,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单纯防御、长征中逃跑主义错误进行分析。最终,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增补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形成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为首的新领导集体。

历史课本上常常说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是中共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是“正本清源”,结束了博古、李德“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在中央的领导,全面确立了毛泽东及其正确军事路线的领导。第二是独立自主,就是说这次会议是完全由中共自主召开、独立决策的,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红军发生了什么,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实际问题提供了方便。但无论是正本清源,还是独立自主,都是中共实事求是的表现,都是毛泽东等人基于当时的革命形势作出的正确决策,这也标志着我们党由幼稚走向成熟。任何一条路线都没有预演,任何一次选择也没有经验的借鉴,一切都需要随机而动,因时而变,一切都需要从实际出发,走出适合自己的道路。

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红军就好像换了一支部队似的,灵活机动,出其不意。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实,时而虚,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穿过大草地……面对脱胎换骨的红军,蒋介石和他的小伙伴们一定是惊呆了。当然,脚下的路还是要靠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一路历经的苦难与磨砺,绝对比九九八十一难还要艰难。我们可以来看一组大数据,“在中央红军长征历时的13个月零2天里,纵横了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翻越了18座山脉,走过了600里茫茫草地,跨过了24条河流,经历了大小300多次战斗”(6)。前有堵截,后有追兵,让红军战士们来不及半点休息。

他们不知道挑战了多少次身体的极限,经历了多少次死亡的考验。

靠什么支撑?靠革命信仰。

说说爬雪山吧,我们目前登个雪山,要全副武装,氧气瓶、护腕、护套一应俱全。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够翻越雪山的人,也是寥寥无几。那红军有什么呢?只有辣椒以及革命的意志。当时,就有几个行军规定,“第一个规定就是每个人上山之前,大家都喝辣椒水,这绝不是因为辣椒水美味可口,而是因为喝辣椒水能使身上血液保持流通。第二个规定是走在路上不能停,停下来以后,脚就冻僵了,不能走了。第三不能乱走,掉到雪坑里就拔不出来了。再一个就是山上不准大声喧嚷,雪山空气稀薄”(7)。可想而知,当时的行军条件多么艰苦。

大草地呢,看上去是一片宁静,却静得让人害怕,因为随时都有陷进沼泽的生命危险。据红军老战士回忆,“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8)。除此之外,红军面临最大的困难还是吃饭,茫茫草地除了弥漫着腐臭味的积水,哪里有能果腹的东西呢?红军把草地里面什么都吃过了,实在没东西吃了,“就把自己穿的牛皮草鞋、牛皮衣带拿下来烧着吃”。

谁也没有想到就是靠一把野菜、一根皮带,红军硬是走出了草地,挑战了这一切不可能,完成了这个前无古人、后也不可能有来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那问题来了,红军为何会视死如归、刚毅不屈呢?我想,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崇高信仰,因为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自由。

长征的胜利除实事求是的路线、高于天的革命理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共与人民大众之间形成的生死联系和鱼水之情。

还是讲一个小故事吧,习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给全体党员提到过一个小故事,他说,“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把视线拉到1934年11月上旬,刚刚突破封锁线的红军来到了湖南省汝城县文明瑶族乡沙洲村。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与部队失联的三名女红军战士,靠着最后一丝力气来到了这里。她们没有进村,而是敲开了村口的一间破茅草屋。茅草屋的女主人,就是徐解秀,虽然也是一贫如洗,但看到饥寒交迫的红军女战士,硬是倾其所有,为她们准备了一顿粗茶淡饭。吃完饭后,徐解秀便把她们领到了床上,好让她们早些休息,这是一张用楠竹扎成的床架,破席下面垫着厚厚的稻草,但没有任何可以盖的东西。第二天一早,为了表达感谢,三位女战士决定将唯一的一床棉被送给徐解秀,但是徐解秀说什么也不肯接受。于是,一个红军姑娘从背包中摸出一把剪刀,坚定地把一条被子剪成了两半,并拉着徐解秀的手哽咽着说:“大姐,这下你可别推了,这半条你就收下吧,等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回来看您的。”

就这样,徐解秀颤抖着双手接过这半条被子。自此之后,她就一直在等待,等待着革命的胜利,等待着奔赴前线的丈夫,等待着这三位红军女战士。老人最终没有等到这三位红军女战士,但是她们一心为民的党员形象却深深镌刻在了老人的心里。1991年,老人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但她临走前还反复跟家里人说,“一定要跟共产党走,因为共产党是只有一条被子也要分给你一半的好人”。

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才是共产党员最真、最纯的本色,也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才能相互吸引,从而形成一股无坚不摧、一往无前的革命力量。即使是面对更残酷的敌人,也会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

第六节 大道之行

中共的革命之路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不被共产国际看好,不被孙中山、蒋介石等国民党人看好,甚至不被一些自己人看好,导致他们纷纷选择背叛,脱离革命队伍。但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摸索,从未放弃过,哪怕跌了一跤又一跤,哪怕犯了一次又一次错误。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面对更凶残的敌人、更恶劣的环境,中共的革命之路反而越走越宽,越走越自信,越走越从容,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代言,为人民代言。

先来说说为民族利益代言。这里要说到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却又是我们必须时刻牢记的民族印记。九一八事变,四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次年,以溥仪为首的伪满洲国宣告成立;紧接着《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相继签订,华北五省又危在旦夕。在国民政府一直叫嚣着“攘外必先安内”时,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呐喊。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就陆续派杨靖宇等到东北,组织和建立抗日武装力量。后来这些抗日武装力量被整编为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全境沦陷的情况下,东北抗日联军坚持对日作战,给骄横残暴、不可一世的日本军国主义以有力打击,这也是日军占领东三省以来遭受的最大武装反抗。

“‘九一八’,大炮响,小鬼子,占沈阳。蒋介石下令不抵抗,扔下百姓遭了殃。不是下令要劳工,就是强征出苛粮。逼得人们没活路,上山去找大老杨。”这是一首在靖宇县流传甚广的民谣,其中的“大老杨”说的就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司令杨靖宇。1939年的冬天,关东军集结重兵,专门“围剿”杨靖宇。敌人的疯狂攻势,让杨靖宇的抗联部队遭到了严重的打击,部队人数从400余人锐减至20余人,但即便如此,杨靖宇也从未停止过抵抗。东北抗联的生活是极为艰苦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零下几十度的深山老林里,杨靖宇们没衣服保暖,没粮食充饥,还要坚持与敌人周旋、斗争。那时,储存抗联过冬物资的密营几乎都被敌人破坏了,冬天根本找不到吃的,莫要说粮食,就连草都埋在二三尺深的积雪里。战士们只能吃树皮、棉絮和草根。树皮怎么能入口呢?战士们先把老皮刮掉,然后把那层泛绿的嫩皮一片片削下来,放在嘴里嚼。

最终,在叛徒出卖下,1940年2月,杨靖宇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在日军的作战记录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记述了他最后战斗的场景:“讨伐队已经向他逼近到一百米、五十米。讨伐队劝他投降,可是,他连答应的神色都没有,依然不停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交战20分钟,有一弹命中其左腕,啪嗒一声,他的手枪落在地上。但是,他继续用右手的手枪应战。讨伐队认为生擒困难,遂猛烈向他开火。”(9)最终,年仅35岁的杨靖宇身中五枪,壮烈牺牲。牺牲时的杨靖宇,已经完全断粮五天五夜,他究竟靠什么生存呢?敌人百思不解,于是残忍地剖开了他的腹部,竟发现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尽是一些枯草、树皮和棉絮。这也让参与“围剿”的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不得不承认:“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大大的英雄!”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从普通民众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即使是遭遇到了最严重的背叛,毅然信念不变,意志不倒。没有支援,没有装备,就连最基本的衣服、食物都没有,但东北抗日联军却从未放弃过斗争,哪怕是战斗到只身一人、最后一刻。1945年,当党中央派出了东北局副书记彭真来到沈阳时,彭真激动万分地说,“在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中,有三件最艰苦的事,第一件是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第二件是红军出征后,南方红军的三年游击战争;第三件就是东北抗联14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抗联的伟大不仅在于他们所进行的艰苦卓绝斗争,更在于这种斗争从未停止,贯穿于十四年抗战之中。

历史不容篡改,也不容抹灭。有人攻击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游而不击”,这不仅罔顾历史,而且违背常理,试想在敌人已经占领的统治区,如果仅仅是“游”,却不战斗、不苦斗,你认为敌人会坐视不管吗?难道他们是吃素的?人民会答应吗?难道他们的双眼都被蒙蔽了吗?还有人攻击党的革命志士,去考证狼牙山五壮士是否拔了人民群众的萝卜,说刘胡兰是被乡亲们铡死的……这无疑是对党和民族抗战精神的亵渎,也是对无数革命前辈的中伤,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审判(10)、良知会让人们理性地思辨。

如果说抗日战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利益的代言人,那么解放战争就在诠释着究竟什么才是“人民的名义”。蒋介石万万没想到,坐拥正规军200万余人,拥有30个全副美国武器机械师的国民党,竟然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溃不成军,输给了一个总兵力仅有127万人,没有任何援助、没有装甲辎重的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当他下达了向中原解放区进攻的命令时,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在三五个月内消灭共产党。但上天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无论是全面进攻,还是重点进攻,都被中国共产党相继粉碎了。中共不仅没有受到丝毫的削弱,反而是“越剿越多”,有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们还是来看一组大数据吧。

从1946年6月至10月,仅仅四个月时间,人民解放军就收复了48座城市,歼灭敌人29.8万人。再过四个月,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收复了87座城市,歼灭敌人41万人。(11)至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经下降了60万,其中正规军就减少了50万,而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与此相反的是,解放军则增加了68万,其中正规军已经达到100万。(12)至1948年秋,战场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达149万人,而国民党军队的一线兵力仅有174万,蒋介石不得不由全面防御转为重点防御。

短短三年时间,敌我实力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想必不仅蒋介石惊呆了,我们也跟着惊呆了。这是蒋介石万万没想到的,却是毛泽东在战争初期就料想到的,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嘛。“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还是通过几组大数据,看看“人民的名义”吧!

据不完全统计,三年中晋冀鲁豫解放区参军农民累计达148万人;山东解放区先后有59万青年参军,还有700万民工随军征战(13)。

三大战略决战中更是如此,辽沈战役中,发动民工183万人,担架13.7万副,大车12.9万余辆,抢修公路2185公里,架设桥梁383座,筹集粮食5500万公斤(14)。淮海战役中,支前民工(包括随军民工、二线转运民工和后方临时民工)更是达到了543万人,提供担架20.6万副,大小车辆88.1万辆,挑子30.5万副,牲畜76.7万头,船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0万斤、筹运粮食9.6亿斤,向后方转运伤员11万余名(15)。

另据统计,三大战役中共动员支前民工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16),形成了世界战争史上从未出现的壮阔场景。

在这里,还想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当年,西北野战军在攻打河南郏县之时,缺少粮食补给。摆在郏县人民面前的是西北野战军3万人3天的粮食缺口。郏县本来就土地贫瘠,粮食困难,但即便如此,郏县人民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援前线。他们首先把自己的口粮以及能够找到的粮食都拿出来了,但只能让军队维持一天。于是,他们又把田里没有成熟的青苗都割了,又维持了一天。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养的羊和驴都杀了,又维持了一天。直到现在,郏县的县志里还记载着“此役之后,郏县全县三年不见羊和驴”。他们情愿自己吃观音土,也要把粮食给部队,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是在为老百姓而战斗!

什么是血浓于水,鱼水之情,这就是最生动的写照啊!

所以,是谁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是人民!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身后有无数人民群众为党撑腰,一切反动派又怎能不是纸老虎呢?

从新中国成立距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仅三年零三个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以人民的名义,打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解放战争。党不需为兵员发愁,因为亿万群众的几百万子弟以成为解放军战士为荣,党也不需要为后勤保障发愁,因为亿万群众哪怕是自己饿着肚子,也要支援前线。历经各种苦难与磨砺的中国共产党,越来越自信,越来越从容,越来越能够独立解决各种复杂问题。

从1921年浙江嘉兴上那条游船的呐喊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的宣言,中国共产党这一路走来真是筚路蓝缕、历经沧桑。从没有钱、没有人、没有地位时五十多个人白手起家,到事业稍有起色时,被合伙人背后捅了一刀,惨遭屠杀;从扎根农村,自力更生,建立工农武装根据地到接连犯错,断送了之前取得的创业成果,辗转万里重新开始,从摒弃私怨,以民族利益为重,在艰苦中坚持持久抗战到以人民的名义,万众一心,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中国共产党走过弯路,也开辟了新路。这是一条不被看好的路,这是一条曾经无数次被堵死的路,但中国共产党还是走过来了,而且越走越宽阔。

这个时候,不妨再回头看看“中国共产党到底从哪里来?”,想必每个人心中都有了自己的答案。

简单来说,就是四句话,从救亡图存、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中来;从青年知识分子的坚守与探索中来;从实事求是,不断自我革新中来;从心系人民、服务群众中来。

最后,用一个段子结束本章吧:外媒评价说,这是一支80多年前起步的创业团队。从1921年公司注册时资本金接近于0,历经艰辛的经营,兼并收购西方和国内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于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上市。虽几经改革重组,目前年营业额突破10万亿美元,市值超过100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

这样的团队,你愿意加入吗?

参考文献:

1.金一南:《历史:追寻之旅(1893—1945)》,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

2.金一南、徐海鹰:《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海峡书局出版社2013年版。

3.叶永烈:《红色起点——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

5.王均伟:《信仰永恒——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6.牛先锋、王泰泉:《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版。

(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

(2)转引自金一南:《历史:追寻之旅(1893—1945)》,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3)金一南:《苦难辉煌》,作家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4)转引自金一南:《历史:追寻之旅(1893—1945)》,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91—92页。

(5)参考金一南:《历史:追寻之旅(1893—1945)》,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92页。

(6)参考王均伟:《信仰永恒——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7—58页。

(7)金一南、徐海鹰:《苦难辉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从哪里来》,海峡书局出版社2013年版,第257页。

(8)王均伟:《信仰永恒——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0页。

(9)何新年:《行走中原》,大象出版社2007年版,第548页。

(10)2016年6月27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就“狼牙山五壮士”中的两位英雄葛振林、宋学义的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起诉《炎黄春秋》杂志社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害名誉权、荣誉权案进行宣判,判决被告洪振快停止侵害、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11)牛先锋、王泰泉:《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版,第88页。

(12)牛先锋、王泰泉:《历史为什么选择中国共产党》,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版,第90页。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1921—1949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757页。

(14)冯学工、刘建军等:《西柏坡时期军事建设》,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15)胡雪梅、陈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导读》,吉林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16)冯学工、刘建军等:《西柏坡时期军事建设》,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