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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历史的教训(深度剖析唐朝衰亡史)

作者:岑仲勉著 出版社:台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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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版社:台海
  • ISBN:9787516821565
  • 作者:岑仲勉著
  • 页数:213
  • 出版日期:2019-01-01
  • 包装:平装
  • 开本:32开
  • 版次:1
  • 印次:1
  • 字数:150千字
  • 看得见多深厚的历史,就能拥有多深邃的未来
    ◎历史的教训经典系列图书,包括《秦汉历史的教训》《三国历史的教训》《唐朝历史的教训》《明朝历史的教训》《清朝历史的教训》,上市半年狂销30万册!深受历史类读者喜爱!
    ◎《唐朝历史的教训》作者岑仲勉,他是在唐史研究领域weiyi能与陈寅恪分庭抗礼的现代**历史学家,在唐史研究方面造诣颇深。
    ◎作者用一条主线贯穿大唐王朝衰亡的整段历史,不仅描述了唐朝衰落的详细过程,还对唐
    朝历史中的各种困境进行思考,史料丰富,观点新颖,让人忍不住一读再读!
    ◎作者解读精准,深度还原了历史真相,便于读者以史为鉴,立足现实,汲取前人智慧。
  • 《唐朝历史的教训》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经济发达,疆域辽阔,科学技术领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大国。它开创了“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然而,也是这样一个辉煌的大唐王朝,在开元盛世之后以不可挽回的趋势逐步走向衰落。安史之乱的爆发,藩镇割据局面的愈演愈烈,吐蕃、契丹之侵略扩张,王仙芝、黄巢之农民起义…… 《唐朝历史的教训》会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盛世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书作者作为唐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对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和重要史实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深度还原了大唐王朝被人忽略的历史真相。
  • 岑仲勉,学名铭恕﹐字仲勉﹐别名汝懋,广东顺德人,是在唐史研究领域与陈寅恪分庭抗礼的现代著名历史学家。1937年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48年后长期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先后担任《隋唐五代史》《唐代石刻文选读》《两汉西域学》《蒙古初期史》《隋唐史》等课程。 他毕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在先秦史、隋唐史、民族史、史地学、中外交通史等方面有较高的造诣,主张西周封建说。生前留下学术文章千万余字,被历史学家刘节赞誉:“著作等身、群言是宝”。其代表作有《元和姓纂四校记》《西周社会制度问题》《隋唐史》《突厥集史》《黄河变迁史》《岑仲勉学术论文集》等。
  • 目录 

    **章 庙堂汹涌 / 001

    武则天之为人 / 002
    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 / 005
    宦官之祸 / 016
    牛李结党蠹国 / 025

    第二章 藩镇危机 / 057

    安史之乱 / 058
    藩镇之祸 / 069
    第三章 外族入侵 / 079

    唐之中衰——从对外族态度的转变开始 / 080
    吐蕃乘虚攻陷河、陇及安西、北庭 / 087
    南诏之兴 / 096
    安史乱中之回纥——不与吐蕃合作 / 111

    第四章 农民起义 / 119

    剥削愈多,百姓愈苦 / 120
    农民受严重压迫及其反抗 / 132
    大革命爆发——王仙芝起义 / 141
    大革命爆发——黄巢独当一面之巨大发展 / 159
    大革命衰落——巢入京后以至失败 / 187
  • 进士科抬头之原因及其流弊 太宗用人,虽不定各当其才,要可说*无界限,此一点就其命相观之,即显而易见。今试依《新唐书》六一《宰相表》,从即位日起至临终日止,计曾居相位者共二十五人;就中如许敬宗、褚遂良同籍杭州,江左派也。王珪(太原人)、温彦博(并州人)、张亮(郑州人)、李世(滑州人),河东与河南之编氓也。高士廉(北齐之后)、房玄龄(临淄人)、封德彝(渤海人)、魏徵(魏州人)、戴胄(相州人)、侯君集(幽州人)、马周(博州人)、高季辅(德州人)、张行成及崔仁师(均定州人),又皆来自山东区域者也。他如刘洎(江陵人)、岑文本(南阳人),与西魏旧朝亦未见有密切关系。尤其是马周以布衣上书,三命召见,(《隋唐嘉话》)卒登相位。计上举十八人,已占宰相总数十分之七强,宁能谓太宗保持着“关中本位政策”乎①?抑太宗不特任相如此,命将亦然,列传具在,可以覆检,此处不必繁叙。
    “关中本位政策”或称为“关陇集团”,以谓则天本家不在此集团之内,故蓄意破坏而代以新兴进士。殊未知初唐已优待太原元从,(参《会要》四五)太原不属西魏范围,如当时果持此一政策,是从龙之辈已受排斥,其立说脱离现实甚明。抑武后父士彠武德元年官库部郎中,实握财政出纳权,且是“恕死”者十六人之一,(同上引)岂武后亦打击其本家耶?为此论者无非太重视长孙无忌贬死之一事,然无忌之死由于不党武后,许敬宗非关陇人,却获宠任,可比观也。
    一姓崛起,多破格录用其辅佐立功之人(唐时称为“元从功臣”),是任何兴朝所必然,非李唐之特有。然而阅时稍久,元佐凋零殆尽,不能不别谋选举之方,亦事势应尔。自唐兴以至高宗之末(六一八—六八三),历六十余年,已脱离开国时期,正应用人复上轨道——即循资之日。奈武后任事率情,好恶无定,终其临朝之日,计曾任宰相七十三人,内包三十八姓;除去两《唐书》未立专传者约占四分之一②、出身非进士、明经或不明者约占七分之三外③,确知为进士或明经出身者只各得十一人④。*突出之例厥为韦什方,由嵩岳山人一跃而作相,破格则诚破格矣,然尚未见有偏向进士科之痕迹⑤。抑武后过事残戮,每欲见好士林,藉图挽救,故举人无论贤不肖,咸加擢拜,大置试官以处之(试官者非实官之谓),致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谚。中宗复辟,权落韦后,常用墨敕、斜封除授,有员外、检校、试摄、判知种种名称,*多者比原额数逾十倍,时人称为三无座处(《通典》十九,指宰相、御史及员外官),仕途之滥已极。
    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
    用人之正当方法,较古者为选举;然不能如今时普选之先行发动民众,结果常权操著姓,对封建统治阶级许多不利,故渐归淘汰。
    次是学校;贞观五年以后,国学生八千余人,(《唐会要》三五)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国学、太学所教,都属贵族子孙,四门虽有收容庶人子之条文,(均《旧唐书》四四)为数有限。且封建时代财政紊乱,取于民者虽多,大半由官吏中饱,俸禄犹或不给,*安有余力供养莘莘之士子。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语见《唐摭言》)本封建统治阶级集权之目的,行科举则国库不须负担巨额开支,同时又可收中央集权之实利,选举、学校被科举所排,正专制政体发展*适合之转进。
    唐代科举法,*隆重者曰制科,名目繁多,随时不同。肇于贞观⑥,称制科及第者著于显庆⑦,犹清代“博学鸿词”“经济特科”之类;已中进士,亦应制科,且有一应、再应者⑧。入选之人,每次不过三数名,又非岁岁举行,对仕途无如何影响。
    此外尚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六项;秀才科*高,贞观后因事废*⑨。明法、书、算三项比较专门,正如《通典》一五称:“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今*进一步推阐开元后进士科得势之必然性。
    据《通典》一四,隋炀帝始设进士科⑩,只试策问,与明经科相同。高宗调露二年,刘思立奏二科并加帖经,进士又加试杂文(即诗赋),中间或暂有*张,但不久即恢复旧制,(参《通典》一五及《会要》七六)此为唐代考试进士之常式。由是,可见进士于诗、赋之外,亦兼“经术”。至于两科考试,依《六典》所举,都经过三关,现作比较表如下: 科目 初试 二试 三试 明经 帖一大经(《礼记》或《左传》)及《孝经》《论语》《尔雅》,每经帖十条,能通五条以上者入取 口问大义十条,能通六条以上者入取 答时务策三道,取粗有文理者与以及第 进士 帖一大经及《尔雅》,每经帖十条,能通四条以上者入取 试文、诗赋各一篇 试时务策五道 两项比观,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明经初试之及格标准,比进士增一条。进士三试策问,比明经增两道,所差亦有限。*殊异者在二试;明经只口问经之大义,进士乃写诗、赋各一篇,吾人对此,首应讨论者两科所习,是否可以“旧学”“新学”为分野?考诗体溯源于三百篇,赋体两汉极盛,初唐诗格仍上继齐梁(元好问《论诗》,“风流初不废齐梁”)。乌得谓之“新学”?永隆二年敕:“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开元廿五年敕:“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均《会要》七五)应明经试者之空疏敷衍,活画现形。又开元十六年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句”;天宝十一载敕:“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出者也之乎颇相类似之处下帖,”(同上《会要》)考试主司之无聊作风,有同儿戏,究其极则如唐文宗所云“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南部新书》乙)流弊如此,安得称曰经术?*安得谓由门族之异而所习各殊? 原夫材质、生活,彼此不齐,事务执行,难易有别,**取士,理应兼顾各方,不能专悬一*高目标,亦不能偏用一特低格式,职是之故,考试方法本来相同之明经、进士两科,遂逐渐发生歧异。然而某种方法施用于某科,只属定制时偶然之性,及其施行稍久,进士优胜、明经落后之趋势,乃得形成。换言之,中唐以后进士科之重用,始属于必然性,其理由如下: 1.明经“试义之时,独令口问,对答之失,覆视无凭”,(《会要》七五)不负责任之主司,便不难徇情作弊。进士诗、赋限韵,要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而且进士及第人之文策,须送中书门下详覆,防弊之术亦较密。
    2.明经试策只须“粗有文理”,便可取中,可见悬格已低。
    3.“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通典》一五)又大和四年格,进士不过廿五人,大和八年格,明经不过一百一十人,(《会要》七六)大抵取录进士之数,平均每年总不过三十,故当时人称“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唐摭言》)何况,隋开皇三年以后,海内一命以上之官,都经吏部除授(见《隋史》二节),自须安插若干士人;故权德舆云“取明经初不限员”,而一般急于求禄资生者咸出其途,趋之既多,取之就不能不放宽矣。
    4.朝廷典制对于两科升沉,影响亦**之大。唐承六朝骈俪,高宗后风始渐革,具见前节,唯是除授制敕,依然保存旧习。诏敕起草者初为中书舍人,玄宗时始渐移其重要部分于翰林学士,机密之件,有时直须宰相执笔。骈文与诗、赋性质相近,若粗有文理之明经,安能胜此?“权德舆为礼部侍郎,擢进士第者七十二,而登宰相者十人,其他征镇、岳牧、文昌、掖垣之选,不可悉数。”(《汉唐事笺》后集五)固由德舆衡鉴较精,亦进士能适应上级工作有以致之也。
    通前文观之,进士比明经钻研较广,悬格稍高,名额又较少,《通典》所称开元廿四年以后“进士渐难”,自是实情。再从客观方面说,人情都贵难而贱易,社会上当然轻视明经;同时,进士所习能适应于上层工作,仕途上应易于进展。从主观方面说,人而志气低下,不肯奋斗,就会相率走向明经一途;反之,志趣高尚者则虽在寒门,亦必力争上游,不甘落后。由是寒族遂向进士科与贵族作殊死斗争,斗争愈烈,斯发展愈盛,两科孰优孰劣,已造成必然之趋势。
    斗争之胜负何如耶?其态势自不难推知,偶遇主政者特殊助力,寒族非无暂时战胜之望,如高元裕奏请“科举之选,宜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见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武宗追榜,放顾非熊及第,天下寒酸皆知劝,(《唐摭言》)昭宗颇为孤寒开路,崔凝覆试,但是子弟,无文章高下,率多退落,(同上)是也。然而当封建时代,政治率为反动势力所把持、笼罩,主司恒被其支配,故大中进士多膏粱子弟,平进岁不及三数人,(《北里志》)六年崔瑶知贡举,牓出率皆权豪子弟,(《语林》三)又咸通中以前,牛、孔数家凭势力,每岁主司为其所制,(同上)职是之故,当时进士名额被旧族公卿子弟占去不少,其著者,凤阁王(易从)家自武后至大中朝有进士十八人,(《旧书》一七八)范阳卢氏自兴元元年甲子起,至乾符二年乙未止,除停举二年外,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语林》四)大和初冯氏进士十人,宿家兄弟叔侄占八人,(同上)崔雍兄弟八人、赵橹兄弟五人、李景让兄弟三人皆进士,(《金华子》及《语林》四)徐彦若四世进士,(《旧书》一七九)此外张元夫家有进士七个以上,杨虞卿、令狐楚家各七个,杨於陵、杨收、李宗闵家各三个,结果终是寒族失败。
    简而言之,进士科之初立,与明经本无轩轾,经过数次无意中之改制,始造成进士比明经优胜之趋势,非政府原来分科早有如是之企图,从举子来说,应进士或应明经,一方面为社会上意见所范围,别一方面又因个人志趣、能力或家计之不同以决定其选择,寒族虽可藉进士科而新兴,旧族却未尝受进士科之影响而堕落(六朝至唐所谓“门第”,并不以官宦为重要标准),进士既多落在世家,如何能说两科各以一定之社会阶级为代表?如何能划分进士科为新兴阶级? 科举之浮华无用,自武后以迄唐末,屡屡有人建言。*早则天授三年(六九二)薛谦光疏称:“炀帝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故后生复相仿效,皆以浮虚为贵。”(《通典》一七)次则宝应二年(七六三)礼部侍郎杨绾奏:“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至高宗(原误“祖”)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颂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并近有道举,亦非理国之体,望请与进士、明经并停”;疏上后,交廷臣会议,李廙、李栖筠、贾至、严武等均赞成其说,(《旧书》一一九及《新书》四四)李德裕对武宗称,其祖栖筠恶进士“祖尚浮华,不根艺实”,(《旧书》一八上)即指此事。同时,赵匡亦著论称:“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不唯无益于用,实亦妨其正习,不唯挠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同前《通典》)*后则会昌间高元裕亦抱“科第之徒,浮华轻薄,不可任以为治”之见解。(同前引杜牧书)上举诸人,绾及栖筠、元裕均进士,是知进士确为朴实者所诟病。然科举苟废,统治者究无良法善其后,此所以延至近世而始*也。《新书》称李德裕“尤恶进士”,求其实,只恶浮华之进士,非全屏不用,可于下文论德裕无党一节见之。
    科举术语,唐人文字屡见之,今并略揭其重要者:进士及第有状报于朝,名居首者谓之“状头”(如授官称“敕头”,授勋称“甲头”),亦曰“状元”。各州申送举子赴京应进士试曰“解”,因之名居首者谓之“解头”或“解元”。进士通称曰“秀才”(说见前)。得解者曰“乡贡进士”,解而得第者曰“前进士”。同榜及第者曰“同年”(即今所称“五同”之类),主试者曰“座主”。未试前造请权要者曰“关节”。(参《唐国史补》及《唐摭言》)又进士、明经考试,初由吏部之考功员外郎主之,开元廿四年因其位轻,易以礼部侍郎,终唐末不改(《会要》五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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